專家談打破中美兩軍關系"怪圈":著眼大局學會共處

    打破中美兩軍關系“怪圈”

　　一要著眼大局，二要學會共處，積極尋求逐步消除兩國兩軍關系發展障礙的途徑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楊士龍

　　當前的中美關系“被聚焦”在兩軍關系上。自今年1月奧巴馬政府突然宣布大宗“對臺軍售”以來，中美兩軍交往再度中斷。近來又發生了在中國周邊海域的一系列針對性軍演和異常激烈的“口水戰”，引起了公眾和媒體的廣泛關注。就此話題，《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徐輝。

　　中美兩軍關系的兩個基本事實

　　《瞭望》：作為研究中美軍事關系的學者，你如何看待這段時間中美兩軍之間的一系列互動？

　　徐輝：關于這個問題，中美兩國輿論界有各種解釋，至少可歸納出三種觀點，即“行為反應論”、“心理焦慮論”、“戰略試探論”。到底哪種觀點正確，結局會怎樣，現在下結論似乎為時尚早。在此，我首先想強調一點，盡管美韓軍演與“天安號”事件掛鉤，但總的看，我軍演習大多屬于隨著季節變化按綱施訓的例行性演習，只是被熱心媒體的集中報道放大了，而且一經人們把它們放在當前中美兩軍關系框架之內來“普遍聯想”，就會自然地被視為是“針鋒相對”的一系列互動。

　　冷戰后，中美軍事交往遠遠滯后于其他領域的交往，近期狀況再次暴露了中美軍事互信的嚴重缺失。然而，這并非中美軍事關系的全部。要全面地歷史地看待中美兩軍關系，就不能忽視兩個基本的事實。

　　第一，即使是最近被美方輿論稱為中國軍隊“鷹派”的學者們也一再強調，“兩軍關系很重要，希望建立健康、成熟、穩定的兩軍關系。”

　　第二，回顧兩軍關系的發展歷程，除了因朝戰和越戰而卷入沖突外，兩國軍隊曾為兩國友好關系的建立和穩定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上世紀70到80年代，兩國經貿關系水平不高，兩軍關系成為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先行者”；冷戰高峰期間，雙方“準聯盟”關系的形成與重大軍事合作的展開，在心理和物質上給蘇聯造成了空前壓力，對后來的冷戰結束起到了深刻的影響(遺憾的是，雙方似乎對此都缺乏足夠的認識)。冷戰結束以來，兩軍關系曾先后經受了“臺海”、“炸館”、“撞機”等危機帶來的嚴重沖擊，但最終得以維系和恢復，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國軍隊能夠以兩國關系大局為重，即使面對媒體和公眾的巨大壓力，也始終以理性的態度對待各類危機事件，從未從單純軍事觀點作出反應并尋求問題的解決。過去30年和平發展取得的成就證明，中國軍隊的大局意識和理性選擇的結果是改善了安全環境。

　　如何走出不斷陷入“準危機”怪圈

　　《瞭望》：作為中美兩國政治關系“晴雨表”的兩軍關系，能否打破不斷陷入“準危機”的怪圈，繼續為兩國關系發揮積極作用？

　　徐輝：要打破兩軍關系怪圈，關鍵要著眼大局，學會共處，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積極尋求逐步消除兩國兩軍關系發展障礙的途徑，為釋放兩軍合作的巨大潛力，促進兩國關系發展和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應有的貢獻。所謂大局，包括時代發展的大局和兩國關系大局。在全球化的核時代，全面軍事對抗不符合歷史潮流，兩國力量消長更不能靠軍事手段來完全控制和改變。目前關于“中美兩國沖突難以避免”、“兩軍必有一戰”等觀點的背后，都是簡單地通過歷史類比來思考雙邊關系。這顯然不是一種進步的視角，至少不是21世紀的觀念。

　　學會共處，首先要認清兩國關系性質，逐步建立戰略互信。盡管有一些“弄潮兒”總是想象中美會再度走上“美蘇軍事競爭”。但從兩國的基本立場看，美國把中美關系定義為“非敵非友”，中國則認為兩國關系是“合作與斗爭共存”，這些定位恰恰表明中美關系(其中包括兩軍關系)的復雜性，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雙方都沒有明確的敵對指向，不希望全面對抗。事實證明，在過去30年里，一方的發展并非建立在另一方衰落的基礎之上，而是得益于非對抗性的政策選擇。當年的美蘇關系是“相互確保摧毀”(MutualAssuredDestruction)，而今天的中美關系則應該是“相互確保依存”(MutualAssuredDependence)。唯如此，才能打破所謂“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沖突的歷史怪圈，實現中國和平發展的長遠戰略目標。當然，要與美軍共處，也離不開發展我們的軍事力量，因為按照美國的邏輯，“只有具備了足夠的防御能力，才能增強共處與合作的信心。”

　　二要充分認識兩國戰略文化和傳統的巨大差異。在美國的戰略研究中，有兩個關鍵詞：“領先意識”(Leadership)和“威脅意識”(Threat)，這種滲透到骨子里的“敵人來了”的危機感和對“威脅”的“警惕之心”，是其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重要動力源泉，已成為美國軍事文化和戰略思維的核心內容。從中國方面來看，中共黨史專家章百家指出：“中國是通過改變自己而影響世界的。”《當中國統治世界時》的作者馬丁·雅克認為，“中國的力量不在于軍事硬件，而在于其經濟能力；她的外交武器不是以武力相威脅，而是其強大的耐心。”對于既存在巨大差異又擁有眾多共同利益的中美兩國而言，只有認識到上述差異，才能加深相互理解，防止情緒化和非理性的行為造成戰略誤判，干擾大局。

　　三要敢于直面問題，積極探索逐步消除兩軍關系障礙、維護兩軍關系穩定的途徑。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美國對臺軍售問題，兩國高層應該就這一問題展開專門磋商，共同尋求逐步解決的辦法。在臺灣海峽兩岸之間，軍事互信問題已經進入了雙方對話和商談的規劃。美國應從長遠計，調整自《與臺灣關系法》出臺以來的固定思維和行為習慣。此外，雙方應就兩軍合作的潛力和領域進行探討。為了防止因誤判導致沖突，特別是為了避免因第三方因素而被迫卷入沖突的歷史悲劇重演，兩軍有必要就某些領域的“行為準則”達成一定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