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靠約談靠狠話整治土地違法難以奏效

　　為了平抑房價，國土部頻頻亮招。8月19日，繼公布1457宗閑置土地名單后，國土部最新披露的閑置土地名單增至2815宗，數量翻了一番，時間點延續到了今年5月底；同時通報了7宗違法違規案件，掛牌督辦案件從5月的4宗增至6宗，不減反增。在清點黑名單的同時，給出了清算時間表，“7月督察、8月約談、9月問責”。

　　8月約談，9月問責，時間緊湊，程序講究，就像國土部部長徐紹史所說的：“首先讓問題浮出水面，其次是責任到人，要問得合理，讓地方心服口服。”不但如此，國土部還放出狠話來：“即使調走了，但如果這個土地違法違規發生在任期內，也要追究責任。”

　　看來，一場大規模的土地違法違規問責風暴就要刮起，這是公眾極為期盼的。土地違法違規不僅助推腐敗，也助推房價飆高，擾亂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于國于民都無好處，令公眾怨聲載道，理當嚴厲問責。 只是，我們注意到一點，國土部的這番狠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問責之前有一個叫“約談”的手續。約談是什么？有什么必要？僅僅是為了“問得合理，讓地方心服口服”？

　　如果是這樣，約談之后的問責將可能變成“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沖風之衰，不能起毛羽”的另一種注解。也就是說，問責之前來個約談式的“通風報信”，給了地方政府充分的應對準備；又經過地方政府在約談中出色的或公關或“合理”的自辯，那個時候，恐怕呈現的不是國土部的問責“問得合理，讓地方心服口服”，而是，國土部被說得心服口服，不問責是合理的。最后變成棍子高高地舉起，輕輕地落下，誰也傷不了誰。

　　問責不是靠說狠話，因為狠話并不是問責的依據，在地方土地違法違規這個問題上，有十分明確的問責依據。比如針對囤地行為，《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二十六條明確規定，“滿二年未動工開發的，可以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哪個地方違反這個法律，直接依法辦事就行了，何需中間插一個“約談”？違法行為只需要依法辦事即可，是不需要在執法中搞那么多緩沖地帶的。

　　像“約談”這樣一種執法、問責中的緩沖地帶的設置，看起來像是要把執法、問責搞得更人性、更合理，讓人心服口服。也可以理解為國土部是在嚴格地執行國務院4月17日出臺的《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新國十條)的問責機制：“住房城鄉建設部、監察部等部門要對省級人民政府的相關工作進行考核，加強監督檢查，建立約談、巡查和問責制度。對穩定房價、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工作不力，影響社會發展和穩定的，要追究責任。”然而，其本身又在某種程度上消解法律的權威，損耗執法、問責的力度。這恐怕也是歷次宏觀調控不奏效，走不出“上漲———調控———再上漲———再調控”的怪圈的重要原因吧？

　　目前，土地閑置已成為最主要的用地問題，有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年底，全國約有1萬公頃土地閑置；其中，54%的閑置土地主要是由于有關部門工作原因造成的，有的地塊甚至撂荒20年以上。如此嚴重的土地違法沒有得到很好的制止，就是因為問責打在了棉花團上的原因。不客氣一點說，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沒有實現有效治理，只能說決心和執行不到位，一次次的虛張聲勢讓地方以為國家管理部門是在玩“狼來了”。看來，靠約談靠狠話整治土地違法,難以奏效。(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