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警惕誤判與偏執沖擊中美關系大局

　　近來，華盛頓在一系列問題上的表現再次突顯了中美關系的復雜一面。中美之間的矛盾與摩擦究竟是結構性的還是戰術性的？兩國互視的眼光是否發生了變化？本報約請國內外一些專家學者就此展開對話。視角各異，看法也不盡相同，有一點卻是共識：和則兩利，斗則俱傷；互信則進，猜忌則退。

　　警惕誤判與偏執沖擊中美關系大局

　　對話者

　　楊潔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

　　趙可金(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侃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資深研究員兼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

　　沈大偉(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西格爾亞洲研究中心中國項目主任)

　　夏偉(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主任)

　　加藤千洋(日本同志社大學研究生院教授)

　　對話比對抗好

　　楊潔勉：看待中美矛盾與摩擦，首先需識別其性質，重視兩國的結構性差異和原則性分歧，區分具體和戰術性問題，重在增加雙方戰略共識和利益交匯點。其次，要識別源頭和發展方向。如有些經貿摩擦源于美國國內政治周期，將隨著兩國經貿關系的加強而緩解。第三，應對中美具體矛盾與摩擦還要化整為零，分步解決。最后，還要防止某些突發事件的長期化，當前要特別警惕美國在黃海和南海問題上的具體部署發展成中美戰略性對抗。

　　沈大偉：美中關系就是這樣一種混合體，深度合作與相互依賴伴隨偶然的緊張與摩擦。因而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在軍事還是經濟層面，兩國并沒有發生真正的沖突。

　　當然，兩國在許多領域有經常性的分歧，但都不足以演變為真正的沖突。考慮到美中關系的復雜性，兩國迥異的政治體制、價值觀和國家安全關切，雙邊關系偶爾經歷一些緊張，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自2009年11月以來，兩國摩擦似乎在數量、頻率和強度上都在增多增強。坦率地講，我對此很擔心，但并不認為雙邊關系會走向破裂，因為這是兩國都無法承受的損失。

　　趙可金：從性質上來說，中美關系中的矛盾和摩擦決非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而是中美關系向深層發展后必然遇到的非結構性矛盾。具體來說，包括三類矛盾：

　　一是互動性矛盾。此類矛盾是中美關系交往產生的矛盾，交往必定產生矛盾，比如貿易摩擦、匯率爭端等都屬于此類矛盾，隨著中美關系在各個領域交往的深入，此類矛盾將引發摩擦常態化的特征。

　　二是分配性矛盾。這是來自于對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與責任分配預期差異而產生的矛盾，比如朝核問題、伊核問題、東亞區域合作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等，受制于國力和能力的限制，雙方對彼此的國際權利和國際責任有著不同的分配預期，產生分歧和摩擦是難免的。

　　三是認知性矛盾。此類矛盾來自于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分歧，比如互聯網自由問題等，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此種分歧并非是零和博弈，而是存在共同利益，這些矛盾完全可以通過積極的對話和協商得以解決。

　　李侃如：我對這些矛盾與摩擦不感到驚奇。這恰恰反映出美中關系非常重要，領域非常廣闊，也是一種很現實的關系。中國的崛起勢必引起各大國間關系的變化與調整。在這一過程中，美中關系出現緊張或某種程度的不穩定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國際經濟危機背景下。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中，美國沒有應對中國崛起的經歷和經驗，中國也沒有同樣的經歷和經驗，而美中兩國又有著各自的全球問題日程表。雙方應想辦法應對新的形勢，相互承認對方的重要性，以最大限度地尋求共同利益。美中應就雙方關系長期戰略進行討論。

　　袁鵬：從過去30多年的發展歷程看，“起伏不定，波折不斷”幾乎成為中美關系的基本規律或發展軌跡。這是由兩國關系的基本屬性決定的，兩個文明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且存在結構性矛盾的國家，要想將雙邊關系往前推進，只能在推進過程中面對矛盾與摩擦然后逐一化解。

　　中美關系正是在化解矛盾與摩擦過程中實現“螺旋式上升”的。摩擦增多表明中美關系已然成為利益高度交織、利害高度相關的雙邊關系。

　　而且，國際社會往往將中美博弈與“大國權勢轉移”、國際體系變遷等聯系在一起，夸大了中美較量的深刻性和危險性。如果加上西方媒體連番炒作與缺乏有效溝通造成戰略誤判，致使矛盾與摩擦不僅未能及時有效控制，反而愈演愈烈，這是相當危險的。　　　

　　加藤千洋：中美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今后也不會消失。美國的對華政策具有“協調和牽制”的兩面性。可是，中美雙方都不希望因為個別摩擦導致雙邊關系的基本框架破損。因此，如果存在解決個別摩擦的協商渠道，日本作為鄰國就不擔心。至于協商渠道是否存在，是否發揮作用，我的答案基本肯定。我注意到中美兩國戰略與經濟對話正在發揮作用，而且比日美對話內容充實。但是，從中長期而言，美國把中國看作將挑戰自己的唯一的“候補潛在超級大國”，尤其在軍事和安全保障方面予以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