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談判代表12月8日下午在氣候大會的一個發布會上，還公然拿中國與歐盟的減排目標做比較。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氣候談判中方首席談判代表蘇偉表示，歐盟把自己應承擔的國際義務和發展中國家所提出的國內自主行動目標相比較“有點不厚道”，此外歐盟現在提出的所謂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0%到30%的目標，與發展中國家要求其減排40%的目標也相差很遠。

　　瑞典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和環保組織地球之友12月9日在哥本哈根聯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可能會讓歐盟“很尷尬”。該報告說，到2020年，歐盟應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至少40%才足以幫助避免氣候變化至危險水平，并償還多年大量排放所欠下的“氣候債”，而且對歐盟來說也是“可行的，并且可以負擔得起的”。

　　陳迎指出，從歐盟10月30日發表的一份新文本的立場來看，歐盟意欲加強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領導地位，在哥本哈根大會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歐盟在文本內總是強調“所有國家”和“有條件的”，以模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并暗示只有其他國家跟上，才能達成全球性協議。

　　歐盟還在資金問題上“模糊化”，文本抹掉了150億歐元資金援助的數字。此外，文本內容強烈跟貿易措施掛鉤，歐盟非常可能在大會上再提貿易措施，并視大會結果在會后啟動貿易措施。陳迎強調，在碳關稅問題上，歐盟比美國提得更早，走得更遠。

　　會前，美國、中國和印度等國相繼宣布了各自的減排目標，被視為給并不樂觀的哥本哈根大會帶來了“一些積極信號”。

　　對于中美兩國相繼提出減排目標，鄒驥對本刊記者表示，雖然美國的目標和預期的還差很遠，也與美國的歷史責任不符，但中美兩國的行動表明，大國試圖推進哥本哈根進程獲得一些進展，這是好事。尤其是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顯示出誠意和積極的行動，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

　　哥本哈根之后

　　盡管哥本哈根大會還沒有閉幕，但國際社會更多地將眼光瞄準了大會之后，認為真正的談判可能在“后哥本哈根”時代。

　　2010年，全球還將召開兩次國際氣候會議，屆時國際社會可能會進一步細化應對氣候變化的一攬子方案。

　　此外，哥本哈根談判的是2012～2020年的中期目標，2020年后的減排具體安排的談判今后也將提上日程。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訪問的專家也表示，哥本哈根大會之后，圍繞氣候變化問題還有更長更艱難的路要走。

　　鄒驥認為，哥本哈根大會在一些一般性的問題上可能達成一些共識，但更多的問題還要從長計議，例如發達國家減排目標、資金和技術問題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等。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所副所長趙宏圖形容這是“一個沒有終點的過程”。哥本哈根大會最可能的是實現政治性框架協議，要如預期達成后《京都議定書》安排可能性不大，因此哥本哈根會后還需要面對很多問題，他說。

　　趙宏圖對本刊記者說，雖然哥本哈根大會的結果可能不如預期，但應該看到這些年來關于氣候談判的進程還是取得一些進展的。從這一兩年來看，有關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的密度和國際協調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等有關國家的表態也更進了一步。

　　“往前走就是進步”，趙宏圖說：“哥本哈根不是終點，更多是一個新的起點。”

　　根據氣候變化綠皮書的分析，漫長的后哥本哈根之路將面臨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如果哥本哈根大會能達成框架性的政治協定，在接下來的幾年，需要進一步就各方面的技術細節進行談判，深化完善。

　　二是執行。一旦締約方談判完成哥本哈根協定的技術細節，還需要各國政府正式批準，使其生效。

　　三是創新。2020年以后的國際減排協定面臨啟動談判進程。屆時，發達國家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所有締約方的國際減排協定；許多較為先進的發展中國家，例如早已成為富國俱樂部成員的韓國、墨西哥和新加坡，甚至發展中大國中國、巴西、印度，也要以某種形式參與全球減限排的承諾。

　　世人期待著哥本哈根大會能就攸關人類未來生存和發展的挑戰作出抉擇，能讓哥本哈根(Copenhagen)變成全球新一輪應對氣候變化的“希望之本(Hopenha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