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有關東亞共同體的熱議并不是第一次出現，上世紀30年代和2005年都出現過類似討論。前兩次討論都處在日中關系惡化時期，而此次是伴隨著日中關系的修復展開

　　本刊記者/王維博(發自大連)

　　11月2日，匯集中日兩國政界、工商界、學術界以及媒體代表的第五屆 “北京-東京論壇”在遼寧大連市舉行。作為日本政權更迭后的首屆論壇，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倡議的“東亞共同體”再度成為熱點話題。

　　此前，日本新任首相鳩山由紀夫獲選當日便提出，新政府外交的核心內容是“東亞共同體”設想，但成員國的范圍以及是否包含安全保障框架，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定位。

　　作為特殊的公共外交的平臺，論壇上匯集的聲音正試圖勾勒出更詳細的“東亞共同體”藍圖。

　　“公共外交”直面尖銳話題

　　今年9月16日，日本新任首相鳩山由紀夫在當選首相后的首次記者會上提出，盡管亞洲各國體制有很大差別，他對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實現“共同體”抱有信心。

　　這一表述立即引起中國的反應，在次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表示：中方愿同東亞各國深化合作，向建立東亞共同體目標邁進。　

　　此后，鳩山在多個場合“推銷”其“共同體”構想，甚至在10月東盟峰會上，將該設想提升至引領未來世界的高度。

　　日本國內的分析人士稱，鳩山由紀夫力推“東亞共同體”， 旨在實現東亞世界更高程度的合作與共同繁榮，并推動日本的“第三次開國”。這樣的外交戰略不僅通過官方會議“推銷”，還嘗試通過多種渠道游說。

　　在11月2日舉行的“北京-東京論壇”上，日本派出了眾議院原副議長、民主黨最高顧問、日本駐華大使和眾議院議員組成的高級別代表團。

　　“北京-東京論壇發軔于2005年小泉內閣時期，現在已是第五次了，日本正好換了五次內閣，而中日之間的交流越來越深入。”力推“公共外交”的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說。

　　趙啟正介紹，作為區別于政府間對話的“公共外交”渠道，論壇對話的各方可以不拘泥于嚴格的外交語言，直面東亞共同體的困難、障礙因素以及未來方向，“并沒有只談友好和文化而回避尖銳問題”。

　　誰來主導共同體

　　鳩山執政以來日本政府外交的核心是 “東亞共同體”，但成員國的范圍以及誰來主導并沒有明確的定位。

　　在10月底召開的東盟峰會上，日本提出東亞共同體由“東盟+6(日本、中國、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組成，而中國則主張“東盟+3(日中韓)”。而且中方明確表示，不應該把意識形態差異問題化，應該尊重各國的主體性。

　　顯然，日本希望將印度、澳大利亞也納入進來，而中韓則更傾向于日中韓三國。同樣的爭議也出現在此次論壇上，

　　日本麗澤大學教授、政論家松本健一提出，鳩山在組閣之后第三天曾提出，希望東亞共同體包括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區域貿易伙伴，同時在韓國設秘書處。“韓國應該在中日之間發揮作用。”

　　在11月3日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國際咨詢委員會委員吳建民建議，在歐盟的建設過程中，法、德都沒有成為主導，小國的利益和建議，只要有利于共同體的，一樣應該接受，“10+3”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協商機制，“不必在細節上爭來爭去”。

　　同樣在誰來主導這一問題上，中國認為東亞峰會應由東盟組織來主導，而且需要在“10+3”框架的基礎上來進行東亞共同體構想。日本在參加峰會之前，則大談日本可以在亞洲起到“經驗領袖”作用，同時致力于讓東亞區域外國家一同與會，虛化“10+3”機制和主導東亞峰會的意圖呼之欲出。

　　對此，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陳昊蘇提出，不建議未來的東亞共同體使用主導一詞，改為主體，東亞聯合以后東亞各國都應成為主體。

　　而聯合國原副秘書長明石康則認為，以東盟為主導是個很聰明的做法，應該以更多數的東盟各國為主導而不是在兩個經濟大國之間爭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