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領導人倫敦峰會的新聞中心一側的時間顯示墻上，懸掛著3個時鐘，從左至右依次顯示著“ 華盛頓時間”、“倫敦時間”和“北京時間”。東道主對“北京時間”的突出顯示，似乎在提示著本次G20峰會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新興經濟體作用的明顯提升。

　　“非常3+1”，峰會前的各自訴求

　　3月30日，就在G20峰會還有兩天就要召開的時候，法國總統薩科齊稱，如果G20峰會未能滿足法國提出的加強全球金融體系監管的要求，他將退席以示抗議。薩科齊的表態，使G20財長會議后各國在解決危機方案上的分歧暴露無遺。

　　美歐存在重要分歧的原因在于，倫敦峰會是在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低迷的背景下召開的。自去年11月15日首次峰會在華盛頓召開后，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全球經濟做出了一系列預測，世界經濟增長率不斷下調。三大國際預測機構都認為，全球經濟出現了二戰以來的首次收縮，美國、日本、歐洲三大發達經濟體在2009年陷入衰退，其他經濟體也明顯減速。

　　“各方需求發生變化，是因為各國的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向《環球》雜志記者分析了在目前金融危機蔓延到實體經濟的背景下，各國經濟面臨的不同問題。

　　奧巴馬當選總統后，美國經濟面臨大幅下滑，因此美國的訴求非常明確，認為首先要制止經濟下滑，所以要推出巨額刺激方案，通過花錢刺激需求，讓經濟形勢短期內出現起色。對于美國來說，金融改革與監管是排在第二位的。路透社的評論指出：對于美國人而言，1930年代的大蕭條留下了持久的傷痕，迄今心有余悸。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和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羅默就是兩位曾對大蕭條進行過深入研究的學者。他們從中所汲取的最大教訓包括“千萬不要吝于在重振經濟方面的開支”、“在復蘇進程堅定地站穩腳跟之前，絕不能關閉借貸或支出的閥門”。

　　因此，美國敦促歐盟主要經濟體擴大經濟刺激計劃規模。但歐盟認為，相比經濟刺激計劃，制定嚴格的金融監管體系更為重要。在G20財長會議后，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德國的一攬子刺激計劃所投入的資金已占德國GDP的4.2%，與美國的比例相當。現在談論的不應是繼續投入，而是使各項政策真正落到實處。”法國、西班牙等國家支持德國的意見。

　　對于許多歐洲人來說，最深刻的記憶是一戰后德國發生的超級通脹。因此在歐洲，許多官員都認為首要任務應當是加強監管，以避免未來再發生此類危機，因此并不特別熱衷于討論大舉增加開支。

　　歐美訴求的不同，反映了歐元區經濟的特點，歐洲沒有統一的中央財政，其財政支出是由歐元區各國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根據1991年當時歐共體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歐元區有明確的財政赤字和通脹目標，即通脹率在5%以下，財政赤字不超過GDP的3%，因此歐元區盡管也要擺脫衰退，但不可能像美國那樣砸錢，”陳鳳英分析指出，歐元區與美國的分歧在于，歐元區認為自己的財政措施已經足夠了，它認為美國是危機的罪魁禍首，并且擔心一旦危機過去，美國在重整全球金融秩序包括監管上依然從美國利益出發，不愿大刀闊斧加強金融監管，因此希望迫使美國讓步，首先改革全球金融監管，其次才是經濟刺激。

　　在G20峰會召開之前，美國和英國、日本所持的要求大體一致，法德等歐元區國家與之有明顯分歧。陳鳳英指出新興經濟體是G20中的第三股力量，新興經濟體的現實地位與其在IMF中的表決權已經背離，因此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表明要增加自己的話語權。

　　在G20財長會議的公報中還提出了一項積極的建議：各國認為應該改變以往世行行長由美國人擔任、IMF總裁由歐洲人選擇的“潛規則”，遵循“公開和基于表現的遴選過程”。

　　這也是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受到重視的一個例證。在G20財長會議期間，金磚四國——中國、俄羅斯、巴西和印度——也發表了一份公報，一致要求重視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保證新興和發展中國家擁有相應的發言權和地位。

　　在美、歐、新興經濟體三大集團之外，清華大學世界與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提出了G20峰會“非常3+1”的格局，這個“1”就是中國。

　　“超主權儲備貨幣”之爭

　　為什么把G20成員分為3個集團和1個國家？李稻葵解釋說，因為中國的利益既和發達國家不同，也和巴西、印度不同，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中國的金融體制、財政政策非常健全，還有“武器”沒用，經濟就已經出現了上升的苗頭。因此，中國的思路非常清晰，看出了自己在這場游戲中的特殊角色，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一個思路——建議創造一個“超主權儲備貨幣”。

　　就在周小川文章發表前，3月18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宣布，將在未來6個月內買進高達3000億美元的國債，購買美國政府擔保的機構債7500億；23日美國財政部又公布了對銀行“毒資產”的處理計劃，進一步為美元注水，強化了美元加速貶值的預期。

　　眾所周知，中國是美國第一大債權國，擁有近1.4萬億美元資產，占全部外匯儲備的70%，持有7274億美元國債，如果美元貶值，中國外匯儲備將遭受大幅縮水。

　　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美聯儲之所以選擇自己出手，原因是“美聯儲認為，房地產價格下降跟不良資產的不斷出現在惡性循環，所以要降低按揭利息來托房地產價格，最終目的還是金融穩定。”謝國忠分析說，美國的債主是金融機構，金融機構虧欠了之后不貸款，導致經濟更差，然后房價跌得更重，所以美聯儲的政策依據是阻止這種惡性循環，在破產和通脹之間，選擇了通脹。因為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他的債主是外國人，選擇通脹讓外國人承擔損失是有利于他的，所以“美國最終一定是要印鈔票的”——沒人愿意借錢，于是美聯儲自己印鈔票借給需要房貸的人。

　　為什么搞通脹可以把美國的損失轉嫁給他國？謝國忠打了一個比方：美國債務危機的原因是過去的資產價格過高。當房價從100塊漲到200塊的時候，我可以借到150塊，當房價回到100塊，這時候我破產的話，我把100塊給了債主，還有50塊債主要承擔損失。而這時如果選擇通脹政策的話，把收入從100塊變成200塊，那么債務也相對消減了一半變成75塊了。于是，可以看到如果選擇破產債主虧了50塊，而選擇通脹債主虧了75塊。美國的債主幫助美國分擔了損失。

　　中國與另外一些也持有大量美元儲備的國家如日本一樣，擔心美國無限地印鈔票，最終導致大家都拋售美元導致貨幣崩潰，高度通脹，最終所有拯救經濟的努力都會付之東流。

　　長期以來，美國主導下的美元波動，也造成了歐元和日元的被動升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聯合國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以美元為基礎的儲備貨幣體系不利于全球經濟，也不利于美國。他表示，由于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和美國債務的規模，存在著巨大不確定性，所以“長期以來，全球儲備貨幣體系一直是有問題的。如果一種貨幣具有高度波動性，那么它就很難成為強大的儲備貨幣。”

　　于是，周小川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有創造性的設想，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這一設想已經對美國顯示出影響：美國財長蓋特納由于在講話中對周小川的文章沒有明確的回應，美元出現短暫拋售。蓋特納之后對其講話作出澄清，強調他仍支持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這一設想得到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積極回應，俄羅斯提出“設立一個由政府代表和專家組成的會議，就新的全球貨幣和金融架構起草全球協議”。斯蒂格利茨也表示：聯合國計劃還建議設立一個新的全球儲備體系，定期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不受那些主導IMF等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工業化國家的否決權阻撓。

　　新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現實之路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對周小川的提議表示明確支持：“必須改變現在由一個主權國家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因為不能讓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央銀行來決定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而讓全世界都被動地接受。”至于如何建立新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吳敬璉認為，更多的區域性結算貨幣要逐漸形成，比如國與國之間的貨幣互換，“這些都是可以做的”。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焦瑾璞日前在《環球》雜志舉辦的以“金融危機和國際新秩序”為主題的論壇上也明確指出：“要穩固推進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減少制度障礙，重點發展金融市場，擴大人民幣市場交易量，在建立國際貨幣體系新秩序當中增強中國的發言權和聲音，積極參與有關規則的制定和完善，發揮一個發展中大國應有的作用。”

　　由于金融危機導致持有大量美元的一些國家經濟受到拖累，因此，為了緩解對美元的依賴，不少國家減少所持美元，使用其他貨幣進行國際支付與結算，而“堅挺”的人民幣對它們來說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中國已經相繼與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尼等一些國家和地區簽署貨幣互換協議，3月29日又與阿根廷簽署了700億元等值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丁志杰指出，中國近期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順序為“先周邊，后拉美”，“先是韓國和馬來西亞，因為它們是中國在亞洲的主要貿易伙伴，在金融危機中受到較嚴重的沖擊，國際支付能力下降。”

　　這些互換協議的作用也是有所差別的：與阿根廷的互換，人民幣主要是在貿易中充當支付結算的角色；白俄羅斯則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與韓國的互換，主要作用是方便韓國在華企業進行融資；與香港特區互換，主要是為滿足資金供給；與馬來西亞和印尼互換，是用于雙方的商業貿易結算。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幣互換協議是一項制度創新。”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所長張宇燕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指出：“時至今日，我們可以考慮與其他經濟體簽署外匯儲備互換協議。”也就是說，中國可以嘗試與一些愿意將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的經濟體簽署一項雙邊協議，“在中國資本項目沒有完全放開的情況下，允許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外匯儲備當局，用其中一定額度的人民幣購買人民幣資產。”張宇燕認為，讓人民幣逐步成為各經濟體外匯儲備的一部分，也應該是今后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一個方向，因為一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需要反映出各經濟體的相對實力。

　　新模式的必然性

　　G20倫敦金融峰會前夕，一位中國記者在倫敦商業區一家餐館中，聽到隔壁桌兩位女士熱情地打招呼：“你們來自中國嗎？”得到肯定回答后，一位來自愛爾蘭的女士很興奮：“去年奧運會前我去了北京和上海。棒極了！真希望我還有機會多去中國看看。”另一位沒去過中國的女士顯然很遺憾：“我沒去過中國，不過我先生是設計師，他總是為中國餐館工作。”

　　現在，G20峰會已經結束，會議達成的成果超出人們的預期，其中包括：向IMF和世界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注資1.1萬億美元，設立不少于2500億美元的貿易融資基金，今后兩年中向貧窮國家提供至少價值3000億美元援助，將抵制保護主義的承諾延長至2010年，把對沖基金置于金融監管之下……會議結束時發表的領導人聲明中包含的一系列“實質性動作”，市場反應更為積極，美國股市、歐洲股市、亞太股市全面回升。

　　在此次G20峰會上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的地位顯著提升。G20公報中提出，將對國際金融機構進行現代化改革，使之適應世界經濟的變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戰，同時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包括窮國在內，必須有更大的話語權和代表權。

　　這項共識是新興國家爭取國際金融秩序話語權的關鍵一步。IMF現行的機制是，擁有約17%投票權的美國在IMF重大議題決策上具有“一票否決權”，而中國的投票權份額不到4%，這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不相稱。根據IMF的預測，日本2009年的經濟增長為負的5.8%，而中國確立的增長目標是8%，這意味著如果中國的增長目標實現的話，今年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G20中的10個新興經濟體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韓國、阿根廷和土耳其雖然也遭受經濟危機的重創，但在2009年大多還將保持一定增長，而現在的世界經濟秩序已經不能體現這些國家的應有地位。

　　陳鳳英指出，金融海嘯改變了世界金融經濟格局，美歐相繼步入衰退，反而以“金磚四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仍保持較高的增長，為全球經濟作出巨大的貢獻，但現時國際金融體系卻未有反映這些變化。因此，“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多邊金融領域的發言權和規則制訂權，已是勢在必行。”她認為，從長期看“G20必然將取代G7”。

　　此次G20金融峰會東道國英國的外交大臣曾說過，“金磚四國”以合作伙伴身份參加全球經濟未來發展問題的討論，這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預示著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新模式。

　　76年前，也曾在倫敦召開過一次世界貨幣和經濟會議，會議主旨是通過國際協議來穩定全球貨幣體系，有60多個國家參加。但是與會國之間不可調和的分歧，特別是美國拒絕參與的態度，使會議一事無成。會后，自由貿易受到更大限制。世界上的人們再也看不到各國坐下來進行經濟談判的希望，世界一步一步走向了戰爭。

　　而2009年，G20倫敦峰會結束時，人們看到的是更多的可能，也許，一個新的世界格局就將從此開始。（陳昕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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