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4日電 香港《明報》14日刊登日本早稻田大學博士研究生張望的文章指出，日本人過分強調細節而忽視整體性的史實把握和價值判斷，因安倍晉三的“慰安婦”發言而在日本國內再度燃起的“慰安婦翻案問題”，多少亦和這一文化習性有關。摘錄如下：

　　但凡對日本文化稍有認識，很難不折服于其內涵之精致。一個“人形”(木偶)、一套茶具，甚至僅僅是一盒杯面，都包裝設計得精美細巧，且不乏創意。同樣，日本的歷史研究也有類似講究精細的傾向。同樣是研究五四運動，中國學者會研究“五四運動的起因”等大問題，日本學者卻傾向于考證“五四運動當天學生的示威路線”、“當時某個口號是由誰先提出的”這類小問題。

　　鉆研歷史細節有其好處，有利讀者了解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但也有其弊端，容易因此而忽視事件的整體性質。因安倍晉三的“慰安婦”發言而在日本國內再度燃起的“慰安婦翻案問題”，多少亦和這一文化習性有關。

　　3月7日，《讀賣新聞》發表社論，為安倍晉三的“慰安婦”發言辯護。《讀賣新聞》在日本發行量第一，在日本是相當有影響力的全國性大報。去年8月敗戰紀念日前后，《讀賣新聞》曾刊登特集，反思日本戰犯的戰爭責任(雖然大部分著重于反思“令日本人自身卷入戰爭的責任”)，因此該報在日本談不上是極右反華報章。安倍晉三的“慰安婦”發言，或許有其提高支持率的政治目的，也可能出自其個人的右傾政治信念，但看《讀賣新聞》，有助于了解一般日本人理解事物的方式。

　　《讀賣新聞》的社論認為：安倍晉三的發言強調的是“狹義論”，即強調根據目前日本政府的調查和國內掌握的史料，沒有發現證據顯示日軍“有組織”地闖入民宅強征慰安婦。但另外，日本政府并不否認所謂“中間人”對婦女的強制行為，因此安倍承認“廣義”上的“強征慰安婦論”。《讀賣新聞》還稱，一部分日本國會議員和傳媒對“強制性”的擴大解釋，令外界產生誤解。

　　《讀賣新聞》的論調從學術上來看或許有一定根據，即不少日本人的確非常認真地強調“要忠于歷史事實”(甚至在細節層面)、“要有直接證據””。但我的感覺是，一部分日本人在理解“慰安婦問題”時，其實又犯了“過分糾葛于細節”的老毛病。

　　對于《讀賣新聞》的社論，我的疑問是：

　　一、日方稱沒有發現戰時日軍“組織性”的強征慰安婦的歷史文件，但這并不代表當時各殖民地實際上沒有發生“組織性”的強征。對亞洲各國學者發現的有關戰時日本殖民政府參與強征慰安婦的證據，又作如何解釋？

　　二、退一步說，就算找不到軍隊“組織性”強征慰安婦的直接證據，對“非組織性”的個別強征，日本政府難道就不需為此負上責任嗎？

　　三、再退一步說，就算找不到軍隊強征慰安婦的直接證據，對所謂“中間人”對婦女的強制行為，日本政府難道也一點責任也沒有嗎？

　　說到底，問題的根本，在于對“慰安婦問題”事件本身整體的定性。“強制性”、“罪惡性”和“反人道”是對事件整體性質的價值判斷，“有沒有組織性”、“日軍是否直接參與強征”只是程度的問題，不能和事件整體性質相提并論。

　　“過分執著于細節”的文化習性，不只“慰安婦問題”一例。談“盧溝橋事變”，部分日本學者糾纏在“誰開了第一槍”；談“南京大屠殺”，不少日本人又糾纏在“遇害人數的多少”。探究歷史細節真相本身值得肯定，中國方面的研究的確也有很多不足之處，但過分強調細節而忽視整體性的史實把握和價值判斷，則不免令中國人懷疑這種“日本式曖昧”背后的真正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