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主義自身的改革還只是剛開始

　　到了這一步，有人以為，中國的改革已經差不多了，中國已經處于內外交譽的“盛世”。這可稱之為“盲目樂觀派”。其實，我國社會主義自身的改革還只是剛開始，就是經濟改革本身的“轉型”也還沒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們這個有十三億人口并且地區差別極大的大國，整個市場操作體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有待制定并經受實踐檢驗。目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成果，總的說，只是為建設真正的民主法治社會(它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前提)開拓了空間，為進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體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礎。現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種問題已經向我們提出來了，如何發展民主成為人們集中談論的話題。例如，如何鋪開鄉鎮直選并進行縣級選舉的試點，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種權利(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如何精簡國家機構實現大部門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級選舉制以代替長期存在的層層委派制。

　　這里特別要提到如何改善我們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這是一個有關政體的大問題，也是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的問題。首先應當說，民主集中制是一個好東西，我們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根據如上所說，我們是一個多人口、多民族、并管轄不同地區的大國，為了保障國家的統一和政局的穩定，必須有集中，沒有集中就沒有統一。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過去對民主和集中的關系認識有誤，甚至把兩者的關系弄顛倒了。民主和集中，應當說，民主是第一位，是主體，集中則是民主本身的集中(例如，民主產生人民代表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各級行政執行機構等)。因此，集中不能凌駕于民主之上，成為高高在上的指導者和發號施令者。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反過來就應當服務于民主即服務于人民，就是各級領導者都應當成為人民的公仆。過去我們把兩者的關系弄顛倒，實際上是以集中壓民主。這就導致權力高度集中于領導者之手，領導權力既無監督亦無制衡。這種權力壟斷勢必使特權橫行，特權成為貪污腐敗之源。這是我們政治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這個問題要作專題研究，這里不多說。

　　應當常懷憂患之思而暫離“盛世”之說

　　這里我倒要向那些“盲目樂觀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不僅我們許多領域的改革正待進一步展開和深入，就是已經過初步改革的某些領域也出現了新的問題:由于缺乏審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顯出措施失當，以致弊端叢生。如教育部門(主要是學校尤其是大學)出現了三大弊:市場化、官場化、大規模(將大學合并成無個性特色的超級大學)。這是中國教育的大傷。我國的國有企業已陸續告別了行政級別，告別了官本位。相反，我國一些較有名氣的大學卻陸續套上了行政級別，進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長(連同黨委書記)戴上某類并不算榮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實際上是降格，即使這些學校丟掉了自身本應具有的獨立的社會地位和本應享受的較優渥的生活條件，在學校內部造成一種追逐官位的風氣，有造詣有名氣的學問家反被輕視。這便遠離了辦教育的宗旨。以此欲求文化學術之繁榮，其可得乎？

　　我國的改革當然有令人注目的成就，我們的國力隨之大為增強，我們已是堂堂世界大國。但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各種社會差別尤其是城鄉差別還相當大，廣大鄉村發展之路還很艱難。因此總體上，正如一位外國評論家所說，中國是“一個既富有又貧窮、既強盛又脆弱的大國”。毫無疑義，我們正在富有和強盛起來，但貧窮和脆弱的一面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的國家還有不少不確定因素。因此，在我看來，我們應當常懷憂患之思而暫離“盛世”之說。我們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進入“深水處”，各種扎根很深的復雜問題正在浮現出來(包括上面所說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這些問題都要用進一步的改革去解決。因此，改革不能停頓或半途而廢。就外部環境說，世界的格局和形勢正在激烈變動中，多極世界并非有序形成，各種勢力正在較量中，許多問題難以預測。而在我們身邊，“臺獨”更是我們的心腹大患。三十年來，在和平共處既定方針的基礎上，我們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趨成熟，能夠適應全球化形勢和從容應對這個領域的驟風疾雨，不負大國的聲譽，世界影響力日增。我們不搞霸權只求和平，但外交領域所面臨的各種復雜問題日益增多，敵意和隱患并未在我們面前消失，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謹慎小心地對待這個領域的問題，堅定地為世界和平與正義而努力。

　　總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形勢大變，不僅社會主義以嶄新發展模式穩穩地站住了腳，我國的實力和影響力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我們正在崛起，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實，但“盛世”之說為時尚早。許多挑戰正擺在我們的面前，有些還是相當嚴重的，因此憂患意識必不可少。憂患意識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也是進一步促進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

　　(作者吳江 系資深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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