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鄒高

　　炒房、炒煤、炒棉、炒黃金、炒商鋪、炒油田……

　　溫州人，這個中國最具商業智慧的群體，以其敏銳的市場嗅覺，總能找到埋著黃金的寶地。他們的出手闊綽和抱團效應，使得他們每涉足一個地區、一個行業，所動用的能量總能攪得人心惶惶——這些可怕的溫州人!

　　他們是最懂得理財和投資的一個群體。這些大大小小的溫州老板早年靠修鞋子、賣紐扣、做打火機，辛辛苦苦積累下本錢，現在則費盡心思琢磨怎樣“錢生錢”。沒受過多少教育，沒請過投資顧問，他們以一種與生俱來的草根智慧和地域習性，敏銳地捕捉到任何一個讓財富增值的機會。

　　令人恐慌的炒房團

　　全國人民知道溫州人善“炒”的印象，最初從掃蕩全國的“溫州炒房團”而來；而民間對溫州游資的恐慌，也是來自“炒房團”。

　　“炒房”的風潮最早是從溫州人自家門口開始的。從1998年到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進入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市區房價快速從2000元/平方米左右，飆升到超過7000元/平方米。一度，溫州竟幾乎無房可炒。

　　到了1999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開始進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產市場，并逐漸形成規模效應。2001年，第一支購房團前往上海，與此同時，另一支購房團前往杭州。以此為始，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當地房價一路飆升。

　　跟他們做生意的風格一樣，溫州人購房也喜歡集團作戰，只要一人看中某一房產，必會召集親戚朋友前往搶購，往往一人幾套、幾十套地購買。所以，房產商、房產中介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如果能“搞定”一個溫州人，就能在短時間里把樓盤大量地拋售出去。

　　身價不菲的大老板們，能量自不必說。多數普通溫州人，又是如何撬動如此龐大的一筆炒房資金的呢？

　　在溫州人的炒房資金來源中，民間借貸是主要籌資方式。房產投資者的資金主要有三個來源：自有閑置資金、企業資金、民間借貸和股權集資。使用最后一種籌資方式的往往是一些大動作，非一套或幾套房子的“小搞搞”，很有可能是買下整整一幢樓。借貸方以月利息3分(折算年息36%)通過溫州民間的地下錢莊借，在投資機會熱的時候，利息有時甚至高達七八分。而且，這些人有時候相互擔保，親戚鄰里也因為借貸關系，而徹底綁在一起。

　　2006年，據《中國證券報》報道，來自溫州銀監局的抽樣調查顯示，當時溫州民間流動資本約有1900億元，其中至少有400余億元常年跨區域流動。實際上，很早之前就有業內人士預測說，溫州市擁有5000億元的民間資金，外流到全國各地的資金則在3000億元左右。

　　這些可怕可敬乃至可恨的溫州資本每到一處，當地的房價就不斷暴漲；每到一處，溫州人都被當地人視為洪水猛獸。媒體、當地百姓口誅筆伐。

　　“對抗不了”的宏觀政策

　　滿地生長的草根，生命力再頑強，總難和外部的大風浪相抗衡。種種跡象表明，溫州民資已越來越清晰地受到宏觀調控力量的打壓。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溫州商人就進入了山西能源市場。當時，國內煤價低迷、煤礦效益不好，煤礦和礦山幾乎無法從山西本地的銀行得到貸款支持。而煤炭是個高投入產業，山西的煤老板們自有資金有限，來自溫州的投資者就充分發揮溫州民資豐厚的優勢，采用民間借貸的方法進一步籌集資金，一批掘進隊經理或職工順理成章將沉淀的資本就地“轉業”。當時，流傳著這么一種說法，“在山西任何一個產煤市縣，都活躍著溫州炒煤團的身影。”

　　幾乎如出一轍，溫州資本的觸角悄悄地伸到每一個有豐厚回報的行業，地產、煤炭、棉花、油田、水電站……當野草的根企圖進入那些國有企業壟斷、政府管制的行業，巨大的風險也隨之而來。

　　2005年年底，風云突變，國家開始對煤炭行業進行整治，對不達標的小煤窯實行關、停、并政策。寒流之中，溫州“炒煤團”的發端地——平陽縣水頭鎮，部分炒煤資金開始回撤。央行平陽支行在一份文件中稱，對外投資煤礦的資金流出量逐漸減少，存款增幅出現回升現象。一些撤出晚的溫州商人，損失慘重。在一家六個溫州人合伙投資的小煤礦里，平均下來，每個人前后至少賠了200萬。

　　在宏觀調控的大形勢下，溫州人在房地產、煤礦、石油等領域的投資相繼遇阻后，在投資決策上開始尋求專業的咨詢和服務了。調查顯示，有70.7%的投資者希望獲得更加詳細豐富的信息和數據幫助；有41.3%的投資者希望獲得更為方便的金融機構網點的幫助；有28%的投資者希望獲得個性化的理財專家指導等。

　　溫州人也有他們的委屈——需要我們錢的時候，把我們當座上賓，等開始出效益了，就想著把我們趕走；再說，如果不是房市供求關系和經濟增長的緣故，光憑我們溫州人，能把房價抬得這么高嗎？

　　究其根本，盡管溫州人一直不停地尋找回報豐厚的投資機會，卻始終沒有按照一條有序的軌道進行正向積累;盡管腰纏萬貫，依然不過是一個弱勢的群體。因為敢于冒險，他們在早期的開拓中往往獲得豐厚的回報，一旦投資環境改變，他們卻只能是最終利益的觀望者。而且更不幸的是，他們往往不能選擇平靜地離開，而是在嘹亮的道德號角的討伐聲中，匆匆離場。

　　逐利是資本的天性和權利。平心而論，沒有人有資格對溫州人多加譴責。

　　在中國近30年的經濟改革進程中，作為經濟民營化力量的標桿抑或旗幟，溫州人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許是近30年夾縫中生存的歷練，大風大雨過后，草根的溫州人仍然筋骨不傷——賺不到錢了，大不了就撤。

　　股冷淡們的“股瘋狂”

　　削尖腦袋，吃苦耐勞，精明能干，對錢有非凡嗅覺，這當然是溫州人的脾性。然而，對股市這個看似最有誘惑力的市場，溫州人卻一直敬而遠之。人稱——“股冷淡”。

　　溫州人的“股冷淡”，讓同樣以精明、“愛算計錢”的上海人很不懂，早年曾把這當作一項重大新聞。很簡單，對于那些搞不懂、摸不著的虛玩意，溫州人害怕，即使有人玩股票，也偷偷摸摸的——那會被看不起，證明沒本事融到資金、不務正業。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006年開始，沉寂多年的中國股市蓄勢發力，上證指數從1000多點一路猛漲，到2007年8月中旬到達5000多點的高位。

　　在利潤翻倍的強大誘惑下，家底豐厚的溫州人也按捺不住了，他們暫緩在外投資的其他打算，陸續清理手中能夠變現的“籌碼”，將套現來的資金劃回溫州的賬戶。據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介紹，近幾個月以來，僅從上海、北京樓市撤回來的溫州民資就有三四百億元。

　　一些有錢人直接介入了股市。老板太太們炒股，替代了平日里的搓麻將，一些老板干脆將資金委托給一些有經驗的“高手”打理。當這些溫州老板們開始炒股獲利后，更多的普通溫州人也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

　　2006年、2007年，全國人民在股市上折騰得起勁。溫州的股民一邊算著股票、基金賬戶上的利潤率，一邊守著自己的底線——小玩玩而已，“賺一筆就走”，流到股市的閑散資金不是主流資金，在溫州人的眼里，能錢生錢的投資渠道多得很，股市不過是多了一個選擇。如果賺不了錢，就撤出資金。

　　下一步，溫州人會“炒”什么呢？——這不，全國人民都眼巴巴地等著看呢。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