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舞臺今年接連上演了幾幕事涉中國、以“價值觀”為主旋律的“小夜曲”：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利用出訪印度等亞洲三國之機，提出日本要推行“價值觀外交”；兩個多月后的10月底，德國總理默克爾同樣借出訪印度之機，提出要改變德國以往“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策”，推行“價值觀外交”。

　　“價值觀外交”是冷戰(zhàn)的產物，首倡者是美國。默克爾和安倍的“價值觀外交”，不過是用新瓶裝了美國的舊酒，沒什么新鮮的。但是，在世界經濟排行表上位居第二、第三的日本和德國的政治家，相繼重拾“價值觀外交”，其針對的對象，是經濟總量正在趕超德國、日本的中國，其選擇的舞臺，又都是目前得到西方國家追棒的另一個新興亞洲大國印度，個中原委，耐人尋味。

　　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高調訪問印度，行前她在德國基督教聯(lián)盟黨議會黨團的一次亞洲政策會議上說：“許多年來我們的目光總是投向中國。我認為，作為歐洲人，我們在印度這樣的國家也擁有充分的機會，但我們必須積極努力，必須較為迅速地付諸行動。”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聯(lián)盟黨提出了一份亞洲戰(zhàn)略文件，稱崛起中的中國已逐漸在能源采購、原材料供應、外貿、非洲等領域乃至發(fā)展模式上成為西方的競爭對手，德國和歐洲應加強與美、印、日等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的合作來加以應對。

　　這些似乎表明，默克爾政府今后有意走上一條擁抱印度、抗衡中國的亞洲外交路線，情況會是這樣嗎？

　　細讀默克爾黨的這份文件，可以看出，其主旨在于檢討德國的亞洲政策，為在亞洲迅速崛起的國際環(huán)境下維護德國的競爭力和影響力出謀劃策。文件得出的結論是：亞洲崛起已給世界帶來巨變，亞洲已在經濟、政治甚至文化等領域對德國和歐洲構成戰(zhàn)略挑戰(zhàn)，同時也帶來了機遇。面對挑戰(zhàn)，德國和歐洲相對于美國來說還準備不足；利用機遇，德國和歐洲也遠落于美國。為了避免亞洲崛起導致歐洲的全球影響力下降，德國和歐洲一方面需要在經濟、金融、科研和教育等政策上進行調整，以全面提高競爭力，同時還加強與亞洲的經濟聯(lián)系，搭乘亞洲的經濟發(fā)展快車，另一方面還需要與美國聯(lián)合，并與亞洲新興國家加強對話，爭取將這些新崛起國納入“國際秩序”，為歐洲創(chuàng)造“公平”的競爭條件。

　　按德國學者的說法，這份亞洲戰(zhàn)略文件指出了未來德國亞洲外交的兩個新方向：一、從施羅德時代的“中國中心”，轉向在與中國加強交往的同時開拓與經濟同樣取得迅速發(fā)展的印度等國的合作潛力，以充分利用亞洲崛起的機遇；二、從以往的“經濟中心”轉向在發(fā)展與亞洲經濟合作的同時也關注環(huán)境保護、能源、知識產權保護和人權法治等領域，以主動應對亞洲崛起帶來的全面挑戰(zhàn)。

　　“重新發(fā)現(xiàn)印度”之旅

　　德國基督教聯(lián)盟黨議會黨團在默克爾訪印前夕公布亞洲戰(zhàn)略文件可能并非偶然。這次訪問為默克爾的亞洲新政起到了廣泛的宣傳效果，德國媒體普遍強調默克爾此訪與施羅德時期只重視中國的區(qū)別，德國經濟界對默克爾幫助“打開印度大門”也普遍表示歡迎。德國經濟界有一個流行的說法：“現(xiàn)在在中國做生意已不再那么便宜了”。對德國商人來說，每年經濟增長接近10%的印度是一塊尚未充分發(fā)掘的“金礦”。在德國外貿伙伴排名表上，印度僅處于第29位。德國亞太委員會主席、巴斯夫集團總裁哈姆布萊希特說，和英國、美國或者日本相比，德國經濟界對印度的投入較少，還遠遠沒有充分利用印度次大陸所具有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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