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韓國人質問題獲得突破的背后是各方力量不懈努力的結果。正如韓國總統府發言人所言，韓國政府感謝提供了積極合作的阿富汗政府、有關國家、駐阿富汗多國部隊。這說明，一方面，韓國政府不是孤軍奮戰，而是得到了多方的協助與合作。另一方面，危機解決的代價之所以比想象的要小得多，是因為解救方堅持以說服、溝通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恫嚇、武力威脅的方法解決問題。

　　塔利班組織是一個有別于“基地”組織的極端民族主義武裝派別。“9·11”事件之后，在美國發起的“反恐戰爭”中，塔利班成了第一個被推翻的穆斯林政權。之后，它一直致力于與外國占領軍及阿富汗政府對抗，以圖重新奪回政權。塔利班以游擊戰的方式，或占領地盤或打了就走，不斷騷擾阿富汗政府軍和多國部隊。但面對西方強大的軍事力量和輿論壓力，塔利班不可能取得軍事上和道義上的成功。同樣，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也不能徹底清除塔利班的存在。幾年過去了，阿富汗的政治安全形勢依然如故。

　　可以設想，在這次人質危機中，經過各方耐心細致的勸說，以及韓國代表與塔利班各層面的不懈磋商、靈活地調整立場，加上阿富汗政府及多國部隊的配合，使得塔利班在沒有重兵壓境的環境下，基本放棄了自己提出的條件，做出了理性的決定。從長遠看，這將使塔利班在輿論上得分。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使之與“恐怖組織”拉開了距離。據有關報道說，塔利班首腦奧馬爾公開譴責制造“人質事件”的下屬，并對整個事件的發生與發展(尤其是殺害兩名人質)感到震驚，命令下屬盡快了結此事。由此可見，奧馬爾的介入，也是最終促使“人質事件”發生戲劇性變化的重要原因。

　　這次韓國人質危機成功解決的意義就在于，它分化了以美國為首的反恐聯盟，為今后國際社會解決類似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先例。其次，韓國政府作為阿富汗反恐部隊的一分子，主動在對等的條件下與塔利班面對面談判，實際上等于否定了美國定下的“決不與恐怖分子談判”的原則。而塔利班則一次又一次地以“發言人”的形式，“正規地”向外界發布消息，以凸顯它作為一個政治派別(而不是“恐怖組織”)的存在，從而為塔利班未來加入阿富汗政治進程打開了一條縫隙。(嘉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