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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間章生因“失言”美國原子彈轟炸日本是“無奈之舉”而于7月初被迫辭去日本防衛大臣職務。從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日本國民的反應和情緒的激烈程度來看，這一“偶發行為”折射出的是更深層面的民族心理。

　　民族心理之于一個國家，猶如人的本性。行事時一個人雖然對自己的行為有理性自覺，比如努力回避性格中缺陷的一面，但在事急之際或關鍵時刻，性格卻常常占據上風，主導了行為，正所謂“性格決定命運”。

　　日本民族被部分學者認為是一個“崇強”的民族，這種價值觀和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國民性中。

　　日本媒體上經常有關于校園暴力事件的報道。某些學生一起長期侮辱某個比較弱小的孩子屢見不鮮，低年級學生“伺候”高年級學生幾乎成了“不成文的規矩”。前幾年，日本宣揚殘害弱者的電影也大行其道，《大逃殺之二》《一個兇暴的男人》《殺手阿一》等暴力片屢屢熱映。有評論說，輕視弱小也已成為日本文化的基因之一。

　　眾所周知，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先進的外來文化，從古至今，日本的朋友、學習的對象或者說日本的老師，許多是曾經戰勝過日本的對手。

　　日本天皇開始派遣“遣唐使”，發生在著名的朝鮮白江口戰爭之后。是役唐朝軍隊大勝，日軍3萬人只有1000多人逃回日本。其后，“遣唐使”潛心學習中國文化，帶回國后發揚光大。唐朝的建筑、服飾、茶道、佛教信仰悉數被日本“克隆”而去，日本成了學中國學得最像的國家。

　　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率4艘軍艦登陸橫須賀，用炮艦打開日本大門，日本人后來卻為佩里樹碑立傳。日本對佩里的“感恩”始自明治時代，佩里公園紀念碑上的碑文就是前首相伊藤博文所題，日本每年都舉行紀念佩里的“黑船祭”(因為佩里率領的軍艦外涂黑色)。

　　同樣，主持戰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麥克阿瑟，也被日本人給予了很高的榮譽。當然，這與美國原子彈徹底擊垮日本心理防線，有著緊密的關系。

　　從更深層次的民族宗教心理上來說，神道教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作為“神意”的傳導者而為日本人所尊崇的天皇，被認為是不會犯錯誤的。日本人對于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諱莫如深，應該與受這種宗教的影響有一定的關系。

　　日本崇強輕弱，在太平洋島嶼爭端上也可見一斑。

　　二戰末期，蘇聯幾乎全殲日本關東軍，將60多萬日本俘虜押解至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從事強制勞動。這一經歷讓日本人記憶深刻，有人甚至認為日本有“恐俄癥”。直到70年代，日本戰俘才陸續艱難踏上歸國路，此時已有6萬多名日本人客死西伯利亞，直到今天日本還在為戰俘遺骸同俄羅斯交涉。今天，日本人敢于在釣魚島、獨島(日本稱“竹島”)問題上叫囂，但在與俄羅斯有爭議的“北方四島”問題上卻表現得不那么強硬。

　　如果認識到日本人長期生活在帶有“崇強輕弱”的社會政治環境中，那么，對在日本出現一些為強國甚至過去的敵國進行“辯護”的言論，便不會覺得那么奇怪了。(郭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