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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急需防止安全猜忌、戰略誤判和政治不信任成為支配兩國關系的“主旋律”

　　2月26日，日本自民黨政策調查會長中川昭一在名古屋市內演講時指出，中國軍費迅速增加，將來日本恐會被中國的強大勢力所控制。中川說：“如果今后15年臺灣出現異動，那20年內日本可能就會變成中國的一個省份了�！敝写ㄟ�在國會內宣揚其所謂的“中國軍力威脅”，他強調說：“中國現在宣揚和平崛起，顯得很低調，但等2010年(上海世博會)結束后，就可能變成‘非和平崛起’。等到臺灣完全被中國控制后，下一個就輪到日本了�！�

　　中川昭一次又一次鼓吹“中國威脅論”，內容十分偏激，但其中表露出的對中國軍力持續增長的強烈戒心，頗能代表日本國內精英層的主流聲音，而且會進一步煽動日本部分民眾對中國“崛起”的擔憂甚至害怕心理。

　　中國發展，日本不舒服

　　記得已故東京經濟大學名譽教授劉進慶曾說：“日本人在內心里是很苦的。過去他們輕視中國，看不起中國，100多年以來他們是亞洲的‘老大’，20世紀前半段他們做錯了，后半段他們利用冷戰又發展起來，走在了中國前面。然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速，日益強大起來，在某些方面比他們更強，于是他們感到心理不平衡，很痛苦。”旅日學者朱建榮認為，這種主要流行于日本精英層的“心理不平衡和痛苦”，成為“目前在日本盛行的‘中國威脅論’的社會基礎�！�

　　由此可見，日本對中國“崛起”的心理反應既有類似西方現實主義學派的思想因素，又有日本獨有的心理因素：

　　其一是日本人的危機感特別強，對于中國的發展產生了過度的擔心。

　　其二是日本社會固有的森嚴的等級觀念，正如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那樣：“日本人在看待國際關系問題時也如同在審視國內的問題，也是從等級制的視角出發的。”日本缺乏平等地與他國相處的心理準備，當中國經濟遠遠落在日本之后的20世紀80年代，日本可以向一個在其眼里是“等而下之”的中國提供經濟援助(ODA)，但是，當中國發展起來了，日本就感到不適應了。

　　其三是日本的“周邊心態”，因為在歷史上中國曾是東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擔心由于人口超過日本10倍、國土超過日本25倍的偌大的中國的崛起，日本將在東亞地區再次被“邊緣化”。比如，擔心“日本將來會成為中國的一個省”的說法，筆者已經多次從普通日本人口里聽說過。

　　日本外交支柱嚴重歪斜

　　正是上述的危機意識、等級觀念及周邊心態，促使日本一部分政治家不愿正視中國發展不可阻擋的現實，認為只有通過加強與“等而上”的美國之間的同盟關系，才能使中國繼續停留在“等而下”的地位，防止日本在東亞地區被邊緣化。日本評論家增田俊男對日本作出上述戰略選擇作了這樣的描述：“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軍力方面與美國匹敵。誰同擁有世界最大軍力的美國對抗或對著干，必須花費驚人的代價和精力，犧牲自己的國民，到頭來只能落得毀滅的下場”。因此，對日本來說“沒有比與擁有世界上最強大軍力的美國合伙更有效的戰略了”。

　　但是日本不少有識之士認識到，“如果認為美國加強駐日美軍基地的功能會使日本的防衛得到加強，那就大錯特錯了。美軍不是為了守護日本免遭軍事危機而駐留日本的。美國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認為有必要對日本實行軍事占領和支配而駐軍日本的”。日本精英界普遍認為，盡管日美安全條約體制對日本至關重要，但如果不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鄰國和平共存，日本自己在21世紀就不可能發展。

　　從政治、價值觀、傳統的經濟聯系等角度看，日本屬于“西方國家”，而從地理、文化、人種、經濟聯系新變化等角度看，日本不能不是一個亞洲國家。日本外交本來需要兩大支柱，一是對美外交，二是對華外交。然而，在小泉執政時期，這兩大支柱出現了極大的不平衡，日本的外交結構出現了嚴重的歪斜，已經給日本自身的利益造成了很大損害。曾經努力加強日美同盟的前首相中曾根，也沒有像小泉這樣鼠目寸光和失去平衡感。中曾根說：“不去美國或不去中國都不能搞好外交，我和里根關系很好，和胡耀邦也是特別好的朋友�！�

　　猜忌誤解會成破壞力量

　　從中國方面來說，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目標，中國需要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中國無意與美國分庭抗禮，無意與美日同盟形成戰略對抗，無意與美國及任何國家搞什么軍備競賽，無意將美國“趕出亞洲”，更不可能“侵略和吞并日本”。

　　中日是一衣帶水的近鄰，文化淵源很深，經濟合作的互補性很強。中日兩國和人民的利益本來并不是對立的，在實際上兩國間的共同利益是主要的，例如經貿、環境等領域的合作，已經給兩國及兩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利益。

　　從安全的角度看，當今人類生活在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的時代。在中日之間，雖然在傳統安全方面存在著一定的矛盾，但這種矛盾完全可能通過相互對話和協商，使之控制在不損害對方核心利益的底線的良性競爭的范圍之內。當前兩國在傳統安全方面的矛盾升溫甚至被“無限上綱”，固然有地緣政治因素和實際利益矛盾在起作用，但從深層上講，主要起源于猜疑和不信任的心理因素。

　　另一方面，在包括環境惡化、能源問題、恐怖主義、自然災害、惡性傳染病、毒品走私、武器擴散、金融危機、信息安全等等在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方面，中日面臨共同的挑戰。與現實主義戰略家們所擔憂的各種傳統安全問題相比，以環境問題為首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成為中日兩國、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所面臨的最直接、最緊迫的現實威脅。作為兩個利害相關的大國和鄰國，共同應對此類威脅，既是兩國安全的現實需要，也是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為此，日中關系已經沒有功夫扯皮了。

　　事實證明，中日之間的相互信任和理解的精神力量可能轉化為巨大的建設性的物質力量；反之，相互猜疑和誤解的思想隔膜則可能轉化為巨大的破壞性的物質力量。

　　當前，中日急需防止安全猜忌、戰略誤判和政治不信任成為支配兩國關系的“主旋律”，防止政治交惡影響兩國的經濟交流，努力緩解兩國部分民眾之間的情緒化傾向，確立和加強中國的“和諧世界”外交戰略與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力量相互呼應的戰略對話機制。(馮昭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