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18日電《澳門日報》8月18日發(fā)表社論《城管執(zhí)法考驗地方行政》說，湖北和浙江對城管和城市商販出臺的新舉措，使城市的管理逐步走向規(guī)范化和法制化，是科學、務實和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理念，是城市切實落實“以人為本”的善政，值得各地學習和推廣。

　　社論摘錄如下：

　　湖北省建設廳日前在全省文明執(zhí)法教育活動情況交流會上表示，將城管執(zhí)法人員工資和裝備保障納入參照公務員管理范疇，實行全額撥款，避免亂收費引發(fā)的糾紛。這種讓城管不再靠“創(chuàng)收”吃飯，使城管工資由財政全額撥款，同時市政、環(huán)衛(wèi)維護經費和城市管理執(zhí)法經費等均由財政負擔，斬斷了城管利益鏈條，將可成為規(guī)范城管隊伍和打造文明城管的釜底抽薪之舉。

　　就在上月底，重慶市渝中區(qū)三名城管發(fā)現有人占道擺攤，遂準備暫扣違章車攤，擺攤者不準城管將車攤拉走，雙方發(fā)生爭執(zhí)。在圍觀群眾的指責下，城管暫時放棄收繳車攤。卻有一名城管趁擺攤者不注意，拳擊其胸部，導致其搶救無效死亡。這是繼今年初湖北天門的魏文華被城管集體毆打致死后，又一位因為城管暴力喪生的公民。

　　近年來，公眾對城管的印象甚差，指責、憤恨、痛罵不絕于耳。東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zhí)法局局長賴源順也承認：“在很多地方，城管的信譽很差，被罵成是土匪。”城管部門的蠻橫、僵硬和目無法紀是其根源。人們分析過往許多事件和沖突，基本上都是由城管執(zhí)法所引發(fā)的：當城管發(fā)現商販占道擺攤時，不是以教育為主，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就將人家的蔬菜、水果和三輪車等賴以生存的工具往執(zhí)法車上扔，這顯然是在奪人家的飯碗，商販當然不能容忍；當圍觀民眾提出異議時，不是給予解釋和說明，而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你沒給我“面子”，就要你嘗嘗拳頭。

　　事實上，內地自從一九九七年啟動城管綜合執(zhí)法改革試點以來，城管執(zhí)法引發(fā)的問題就從未間斷過。城管暴力執(zhí)法，或遭遇暴力抗法的消息不時見諸報端，而每當發(fā)生類似事件，輿論除強烈譴責施暴者的暴虐行徑、要求追究相關方面及人員的行政和法律責任外，無一例外地將反思的焦點指向城管執(zhí)法。

　　長期以來，城管在法律和體制上都是有實無名，經費上不能保證、人員編制上沒有嚴格規(guī)定、自身管理上無法可依。許多地方的城管部門屬于自收自支的事業(yè)單位，人員招募的門坎過低，使得城管不得不設法創(chuàng)收，各種違法濫權也就成為必然。加上大量素質低下的社會人員混入城管內，權力非但未受約束，甚至越位濫用，以致將權力當暴力用，嚴重損壞城管的聲譽。

　　各地方政府對城管部門的經費大多實行差額撥款，即城管部門的經費由兩方面構成，一是財政下?lián)艿牟糠秩祟^經費，另一則是從全年罰沒款項按一定比例返還。因此，收費及罰款的多少，不僅關系著城管部門的辦公經費是否充裕，更直接與城管個人的收入和福利息息相關。正由于有著巨大的利益因素，導致許多地方城管將收費指標化、人頭化，城市管理異化，亂收費、亂罰款現象層出不窮，直接激化了城管與民眾間的矛盾。

　　因此，實現城管執(zhí)法人性化，是政府應予認真思考的首要問題。城市的商販主要由下崗職工、無業(yè)者、進城農民和城郊菜農、菜販組成，大都是小本經營，為社會的弱勢群體。作為“執(zhí)政為民”的政府，對弱勢群體就應實行人性化管理，應以教育疏導為主，而不是施以強勢。

　　本月初，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決定將“給小商販臨時經營場所”納入地方性法規(guī)，指出政府對待小商販不應一味“圍追堵截”，應給予他們提供一定的謀生空間。城市路邊商販的存在，不僅是該群體自身的生活需要，也體現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生活需求，更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是城市服務功能的組成部分。作為具有現代城市管理和發(fā)展理念的城市，就應懂得對城市商販的寬容，懂得如何發(fā)揮商販們的積極性，以增強城市的生機和活力，同時又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為商販亂設攤點而帶來的不良形象和影響。

　　湖北和浙江對城管和城市商販出臺的新舉措，使城市的管理逐步走向規(guī)范化和法制化，是科學、務實和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理念，是城市切實落實“以人為本”的善政，值得各地學習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