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北京的空氣里有了些春的暖意，在一間香味氤氳的咖啡館里，《環球》雜志記者見到了儲凌川。這個斯文而有禮的女子顯然狀態不錯，一見面，幾乎沒有經過多少寒暄就開始說起了她的故事。

　　口述：儲凌川

　　2008年底，我離開了房利美，回到了中國。雖然我依舊很喜歡我的工作，但我意識到，我該離開了。我不能跟著公司這艘船一起沉下去，要早做打算。一旦市場真正不可逆轉地下行，就沒有什么公司會招人了，而且街上會呼啦啦地都是被裁掉的人。我想是考慮回國的時候了。

　　早在2008年4月，我在分析市場時，就有種很不好的感覺。果然，很快地，公司開始縮減福利，把員工的養老計劃整個取消了。

　　房利美的工作人員分為兩類，一種是正式雇員，享受公司的福利及保險，另一種是合同工，根據項目的需要而簽一些人，什么時候項目結束，他們就離開。到2008年的時候，公司開始不再聘用任何合同工，像我這樣的正式雇員不得不一個人做原來六七個人的工作，加班的時候也開始變多，我無法很好地照顧我的家庭，很多同事也一樣。環境變得惡劣起來，大家都人心惶惶。雖然我是公司核心部門的人員，并沒有被裁員的風險，但卻覺得一點前途都沒有，對自己的未來失去了方向感。

　　很多人都一廂情愿地覺得熬過一年就會好的，或者是奧巴馬當選后會好的，但我卻不太看好。美國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并不是高喊“change”這個詞就可以改變的。

　　從繁榮到泡沫破裂

　　我在房利美工作了近5年，職業是高級分析師，分析固定收益資產的價值和投資組合。

　　房利美是個在美國幾乎家喻戶曉的公司，資產規模龐大，有8000多億美元，負債則是7000多億美元。在美國，它是個相當好的企業，員工的工作強度適當，并且擁有高水平的福利待遇。進了這家公司的人，多半都打算一直在那工作到退休，有很穩定的心態。我當時也是如此，為能進這家公司而感到自豪。

　　從2004年美國房地產開始繁榮到2008年泡沫完全破裂，我在這家公司里，經歷了整個過程。

　　“9·11”以后美國一直持續實行低利率的政策刺激經濟，借貸變得非常容易，而那幾年大家都覺得美國的房價比較低，這兩個因素疊加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實體經濟沒有刺激上來，房地產市場卻被抬起來了。

　　各個金融機構把許多按揭債務集成在一起打包，在基本產品之上創造出很多一層套一層的產品，再把它們賣給投資人。每個公司都會做金融模型，但再好的模型也不可能把現實的情況都考慮進去。做模型的人往往是一些數學和物理博士，并不太懂金融。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升溫，金融機構開始做一些高風險、復雜化的產品，甚至是信譽不太好的產品。

　　當時的美國資本市場上充斥著這些產品，大家的資金都買了這些產品，讓它的價格變得很高，而現在，誰手中還持有這些產品，就只能看著它的價值變成原來的20%~30%，甚至是一文不值。

　　那些復雜的金融產品的最底層是買房者簽署的貸款合同，而當出現付不起房貸的情況時，根本沒有人能搞清里面的法律關系。于是出現了很搞笑的例子：在美國，有一個買房的人還不起貸款了，銀行要收回他的房子，這個買房者就雇了很好的律師去打官司，說銀行沒權利收回他的房子，銀行只是做了一個服務者，把他的貸款賣給了投資者，只有最終擁有他房產的投資者才能起訴他。法官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能起訴買房者的人，最后不了了之。

　　從布什上臺苗頭就出現了

　　許多人對房利美、房地美與華爾街投行的關系并不清楚，把它們劃在同一類，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可以說，他們之間斗得很厲害。

　　房利美只有3%的資金是自有資金，97%都是通過發行它的債券而獲得的，其中有不到1/3是來自亞洲的投資者，還有2/3強是來自其國內的投資者。它的債券信用評級很高，僅弱于美國國債。他們用融來的錢到市場上買一些長期的房貸。一開始，房利美并不做次級債，而是做信用評級良好的、固定利率的房貸。

　　房利美是大蕭條后由美國政府創立的，它做房貸業務已經做了70多年了。這并不是高風險的行業，受政府很多的管制。上世紀70年代，美國政府想增加一下競爭以便消費者受益，因此創建了房地美。

　　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一出來的時候，就有點苗頭，覺得不太利于“兩房”的發展。共和黨的布什執政后，“兩房”在國會和議會中的話語能力就弱了。從那時起，公司說“我們是最好的”這樣的聲音也變少了。

　　“9·11”后的美國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房地產市場日漸繁榮，所有的美國投行都想在這塊餅上分一塊，希望美國政府把“兩房”限制住。因為“兩房”之前在房貸領域幾乎是寡頭壟斷的，有這“兩房”在的話，投行們不可能占到很大的市場份額。而每個公司都會有專門做政府關系的人，以便得到一些對自己比較有利的政策。于是，華爾街支持的布什政府就說“兩房”太大了，要限制資產規模。

　　而在那之前，就有監管部門說房利美的賬目不規范，要重做。而這個工作一做就是好幾年，這期間，公司無法進行大規模的業務開展。后來證明了這是因禍得福，因為賬上買的具有高風險性的產品不多。等到2007年，我們的賬目做完重回市場的時候，發現份額已經被華爾街的對手們擠得剩不了多少了。于是，公司開始買一些高風險的產品，而這部分資產后來給公司帶了挺大的損失。

　　在華爾街的投行們把產品越做越復雜，越做越高風險的情況下，房利美為什么必須得跟進？因為它是一個上市公司，大家都在做這個，雖然風險很大，但收益也大，如果你不做，就沒有業績、沒有份額，無法跟股東交代。在市場一哄而上的時候，一個公司只能跟著走。倒的時候，也只能大家一起倒。

　　草木皆兵的市場

　　2007年底爆發次貸危機后，公司開始走下坡路。最初，我們有種“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的心態，并不覺得很緊張。次貸危及整個房地產市場是有個過程的。從發現買房者還不起貸款，再經過一些程序，到最后收回房子，其間有幾個月的時間，而還不起貸款的現象也是陸陸續續發生的，因此過了近半年，情況才開始逐漸變壞。

　　到了2008年3月份，貝爾斯登瀕臨破產時，金融行業就草木皆兵了。房利美公司內部流言漫天飛，包括“被國有化”也是當時傳聞中的一種，沒有人知道這一年能不能平穩過渡。但是后來隨著美國政府協助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后，投資者信心又恢復了一些，大家覺得不管怎么樣，政府會托底的。

　　2008年5月，監管機構要求資本充足率不足的房利美補充資本金，房利美快速執行了。但到了6月份，公司還是發現資不抵債，情勢越來越緊張。到7月份的時候，開始有人做空房利美的股票，在媒體上公開說“兩房”不行了，結果引發了市場的恐慌，房利美的股票開始大跌。當時股價的波動非常嚇人，我們部門的頭兒——一個在華爾街打拼過多年的人也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況。美國政府也開始擔心了，就出面發了一個禁令不讓買空，但期限僅是一個月。于是在8月，公司的股價平穩了一陣。

　　事實上，唱空房利美的人一方面拼命在買房利美的債券，另一方面大力宣傳公司的窘境，他們的目的是想讓美國政府把房利美收為國有。這個目的最后達到了，9月份房利美被收歸國有，公司的債券變成了政府信譽的債券，價值一下就上去了。

　　那以后，我回到中國找到了新的工作。最近我的同事告訴我，第二波的沖擊開始了。相比別的公司，房利美的狀況算好的，被政府接管后，裁員基本在10%左右。不僅如此，金融危機已經開始影響到美國的實體經濟。我的一個朋友在一家很有名的電信公司工作，他們公司的行動還算是快的，從危機一開始就意識到以后很可能得不到新的貸款去償還快要到期的債務。因此他們消減開支，并開始大規模裁員，一個2000人的金融支持部門說沒有就沒有了，而這樣的部門是一個接一個地走。公司在辦公室只提供一種茶，只提供最簡單的咖啡，所有原來在外面舉行的會議都改成電話會議，這樣精打細算終于還上了到期的債務，維持了公司的正常運營。很多公司都是這樣的情況。(《環球》雜志記者/謝黎)

　　環球雜志2009年第06期稿件，其他媒體如需轉載，請與本刊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