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內賈德近30年來作為伊朗總統首次訪問伊拉克之際，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關于伊朗核問題的第1803號決議，繼續要求伊朗暫停鈾濃縮等活動，同時重申致力于通過政治和外交談判和平解決問題，支持國際原子能機構就此發揮作用。這是第三份對伊朗的制裁決議。

　　盡管已經是第三道“金牌”了，但是此次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朗問題的制裁議案，并沒有在中東地區或全球安全領域引發巨大反應。因為大家普遍認為，這是一份以進為退的決議，是一份以進攻姿態，求得更大對話空間的決議案。如果對這份決議過度反應，那么至少是對伊朗核態勢的復雜性了解不夠。

　　伊朗核問題發展到今天，安理會各國的態度都已經比較明確。至少到目前為止，安理會各國都希望伊朗核問題能夠在政治和外交談判的框架下和平解決。而此問題最大的變數，也是武力解決的最可能方美國，隨著大選的日漸臨近，武力解決的可能性也一再減小。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雙方失去了妥協的可能，也不意味著安理會各國在伊朗核問題上，輸在了無牌可打的局面中。隨著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的長期性，伊朗勢必要對這種巨大的政治壓力付出代價。

　　沒有不妥協的政治，也沒有無敵人的國家。在今天的世界體系中，如果簡單地依賴一種手段保障自己的安全，放大自己的利益，那么結果將會是非常危險的。之所以我們把全球化的世界概括為相互依存的關系，并不是說弱國依附于強國，無核國家依附于有核國家。此刻的安全體系，已經迥然不同于冷戰時期兩個核陣營的對立了。擁有核手段，也不是證明自己成為地區大國的唯一辦法。甚至在和平、發展成為國際認同的今天，核手段的更新，往往會伴隨著更大的壓力。

　　解決伊朗的核武器開發問題，實際上同時也是保障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問題。正是由于國際社會對伊朗核問題的高度關注，同時也是伊朗以妥協換取更大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在今天的世界體系中，妥協正在逐漸成為一種生存方式。妥協不是零和博弈，更不是你死我活，這是基于各國利益最大化的一種共存行為。用局部妥協，來換取國際政治的制高點和各國的尊重，實際上也符合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我們應當把1803號決議，看作伊朗核問題解決的一個積極信號。這就意味著，聯合國安理會的大多數國家，仍然堅持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解決中東的新熱點。與中東地區的敏感性相比，這種處理辦法至少不會產生火上澆油的效果。適度的壓力產生動力，更多的妥協帶來和諧。有的時候，國際政治就是如此的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