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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亨廷頓去世之后，也許我們也可以平心靜氣地坐下來，不把他生前的預言當作純然的冒犯，而僅僅視為一種警言吧

　　★ 文/康慨

　　試圖以“文明的沖突”定義后冷戰時代世界秩序的美國著名政治科學家、哈佛大學退休教授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于12月24日在麻省瑪莎葡萄園的一家看護所去世，享年81歲。

　　亨廷頓身后，有結婚51年的太太南希、兩子尼古拉斯與提摩西，以及四孫送終。

　　他在哈佛任教58年，2007年才告老退休，一生著述頗豐，但真正舉世矚目，則多賴晚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及其引起的巨大而持久的爭議。

　　《文明的沖突》的沖突

　　1927年4月18日，亨廷頓生于紐約，天生聰慧，18歲便從耶魯大學畢業，此后連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哈佛大學博士。1950年，年僅23歲的亨博士已經開始在哈佛大學任教，自此以美國政府、民主化、軍事政治、戰略及軍民關系為主要研究方向。1957年，他出版了首部重要著作《士兵與國家：軍民關系理論及政治》，當時獲致高度爭議，如今卻被公認為美國軍民關系領域最重要的理論著作。1960年代出版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為他贏得了廣泛聲譽，該書挑戰了關于第三世界新民主國家的經濟和社會進步會催生穩定的民主制度的通行觀念。

　　亨廷頓絕非閉鎖書齋的象牙塔學者。早在1960年代，他已擔任美國國務院的顧問，1977年，他還曾進入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了兩年白宮安全政策協調人。

　　縱觀他的學術生涯，亨廷頓幾乎是個終生爭議不斷的學者，從青年到盛年如此，老了亦然。文明沖突論引發的爭論貫穿他整個晚年生活。

　　1993年，美國《外交》季刊夏季號以28頁的篇幅，刊出了亨廷頓的長文《文明的沖突？》，反響強烈。“據該雜志的編輯講，”亨廷頓本人在1996年說，“這篇文章在三年內所引起的爭論，超過他們自40年代以來所發表的任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內所引起的爭論肯定也超過我所撰寫的其他任何文章。”

　　他針對當時大為流行的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否認隨著冷戰的結束，西方及其民主價值已經大獲全勝，以至可以宣告“歷史終結”。他認為，基于意識形態分歧的沖突只是暫時偃旗息鼓，而“文明的沖突”將長久地延續。

　　“我認為新世界的沖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亨廷頓在文中開宗明義，直截了當地寫道，“在世界事務中，民族國家仍會舉足輕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沖擊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沖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斗線。”相對于文明的持久沖突，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只是暫時現象。從長期來看，文明的沖突才是人類歷史上各種沖突中最根本、最持久、也是最暴虐的沖突。

　　他劃分出了世界上的“七種或八種文明”：西方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加上或許應該獨立看待的東正教文明。這幾大文明間的沖突一直不斷，而它們之間最重要的沖突，乃“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持久對抗，而未來“儒教-伊斯蘭的聯合”將成為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脅，“最可能成為導致世界大戰的原因”。

　　1996年，亨廷頓將《文明的沖突？》一文擴展成書，書名中干脆拿掉了原文標題中的問號，改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更進一步從已經確定的文明沖突論出發，強調了美國領導西方世界重建世界秩序的責任。此書頗為暢銷，迄今已被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39種語言。中國的新華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標注為“內部發行”的此書中文版。

　　不管亨廷頓是否承認，文明沖突論在一定程度上為美國政府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從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擴張到武力干涉，甚至直接發動戰爭——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在客觀上也的確產生了某種煽動效應。尤其是2001年的“9·11”事件發生后，“文明的沖突”這幾個字在西方報刊的評論版和電視政論節目中密集出現，亨廷頓似乎成了新世紀的預言家，他的理論不僅被用以解讀美國遭到恐怖主義襲擊這一事件本身，也被用以重新定義西方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關系(盡管美國官方從不明確承認這一點)，甚至被拿來為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做辯護。亨廷頓本人也因此被遭到了更多的批評。

　　《東方主義》的作者、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也不無辛辣地說，亨氏理論的貢獻在于將“西方反對世界其他所有人”的思想永存不朽。更多的批評者則認為，亨廷頓的說法過于簡單和武斷，忽視了國際沖突的復雜的背景，以及具體的、往往是充滿動態的誘因。

　　亨廷頓與中國

　　亨廷頓的作品在中國多有出版，早在1995年，文明沖突論沸沸揚揚之即，中國就已經出版了一部名為《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文集，輯錄28篇文章，從國際政治和世界文明史兩方面對文明沖突論進行評述。

　　亨廷頓的確對中國的復興格外關注。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他對這一問題有專門的分析與論述。他懷疑西方對中國的遏制是否能夠成功，同時認為，作為一個歷史強國，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增強后，很難不會采行“擴張與掠奪”的做法，獲取“區域或世界霸權”。

　　“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這一目標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自然結果。”亨廷頓寫道。他引用麥克法夸爾(哈佛大學中國政治專家)的論述：“中國傳統的世界觀是儒家嚴謹而清晰地表達的等級社會觀的反映。”因此，中國人從來沒有“多級，甚至也沒有多邊的安全觀念”。從這些表述中，我們很難看出亨廷頓的觀點與西方時髦的“中國威脅論”有什么不同。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尤其是上述關于儒家文明之威脅的表述，引起了中國學者極大的警覺，不僅有人給他扣上唯心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帽子，也有人指責這是歷史上充滿種族歧視的“黃禍論”的新變種，甚至包藏著巨大的政治野心。但不管怎么說，中國學者幾乎集體不認同他所謂儒家文明的霸權傾向。

　　4年前，古稀之年的亨廷頓新著《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也因主張控制外國移民，特別是拉美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招致許多非議。

　　他雖非好斗之人，卻也從不輕易低頭。去年在接受美國一家伊斯蘭雜志《Islamica》的采訪時，他繼續為自己的文明沖突論辯護：“我的觀點仍然是這樣的：在國與國的關系中，文化身份、文化對抗及聯合不僅會發生作用，而且會起主要作用。”

　　“或許正像弗里德伯格(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所說的那樣，歐洲的過去就是亞洲的未來。”亨廷頓說，“但更為可能的是，亞洲的過去將是亞洲的未來。”

　　在亨廷頓去世之后，也許我們也可以平心靜氣地坐下來，不把他生前的預言當作純然的冒犯，而僅僅視為一種警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