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引領全球經濟走向復蘇過程的背后，依舊折射出全球利益與財富分配巨大失衡這一不公平的現實

　　文/張茉楠

　　近期，《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美國媒體紛紛以全球經濟低迷，而中國經濟增長加速、國際金融組織話語權提升、海外大舉并購等為由，發表“中國獨秀”言論，宣稱中國是金融危機的最大贏家。

　　中國真的是國際金融危機最大的贏家嗎？的確，近年來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有目共睹，特別是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中國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50%以上。但是，“留下了增長，流出了財富”。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引領全球經濟走向復蘇過程的背后，依舊折射出全球利益與財富分配巨大失衡這一不公平的現實。

　　全球財富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元體系和美國金融霸權。近年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雖然在國際金融組織的投票權有所提高，但是重建國際金融格局和國際金融體系的進程依然極其艱難。原因就在于盡管美國在獨掌世界金融秩序多年之后，不得不將一小部分權力讓給他國，但美元主導的貨幣霸權以及國際金融體系并未根本改變。

　　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實際上美國不愿意進行“傷筋動骨”式的改造，而只想搞些“小修小補”的工作，比如適當加強監管、有限增加某些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份額等等。在此類改革中，美國劃定了兩條底線：一是任何國家不得削弱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控制權；二是任何改革建議不得動搖美元的支柱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經濟失衡的格局不可能得到什么根本改變。

　　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世界經濟和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失衡，特別是“中美經濟不平衡”越來越嚴重。“中美經濟不平衡”被指為美國經常賬戶的巨額赤字與中國經常賬戶的巨大盈余之間的不平衡，而實際上這種失衡更深層次反映的卻是全球化和國際產業轉移大背景下，全球金融中心和全球制造業中心在國際分工上的失衡，以及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權利與利益分配上的嚴重失衡。

　　全球主要國家形成了依托實體經濟的貿易分工和依托虛擬經濟的金融分工的新型分工形態。在這個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體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升，促進了全球持續20多年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結果更為懸殊。作為全球最大債務國的美國，債務不但沒有對其形成制約，反而成為美國維持金融霸權的工具。

　　事實上，美國債務的國際循環依賴于兩個“交換”：即貿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金融渠道投放，貿易渠道回流。第一個交換是，美國用不斷增長的貨幣收入可以在境外購買其需要的產品、資源和服務，以維系其低成本、高質量的生活，其表現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和經常項目赤字的迅速增加，并以支付貿易逆差的方式，越來越大地向世界輸出美元；第二個“交換”是，境外的美元通過購買美元金融資產回流美國，美國借此為其對外貿易逆差或經常項目赤字進行融資，從而確保了對外支付，實現了經濟的長期繁榮。

　　2009年，美國聯邦政府對內債務達8.6萬億美元，對外債務為3.7萬億美元，是其同年國民生產總值的0.864倍，財政收入的5.5倍；同年經濟增長率為-2.4%，財政收入增長率為-10.0%。即使這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凸顯出美國國力衰竭，償債能力大幅下降，美國信用評級仍未對美國國債作出任何調整。

　　其后，隨著歐美各主要經濟體紛紛走出衰退步入復蘇，市場風險偏好重新抬頭，投資者重新開始將資產由美國轉向海外，歐元區又再度成為吸引投資者的主要市場，受此影響，2009年前三季度，美國出現了20年以來的資本凈流出局面，這不僅對美國金融系統造成重大打擊，也中斷了美國債務經濟的國際循環。

　　美國必須吸引美元資本回流，而就在此時，美國抓住了“救命稻草”。去年10月份以來，迪拜債務危機、希臘等五國債務危機浮出水面，美國信用機構不斷調低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的信用評級，大舉做空歐元，使資本大量回流美國本土，美國成了危機的最大贏家。

　　由于這些債務危機的出現，包括美國國債、股票及其他機構債券在內的美元資產大受追捧。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和3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紛紛創出新低。根據美國財政部最新國際資本流動(TIC)數據，截至今年4月底，外國債權人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達到3.96萬億美元，較上月增加1.87%。其中作為前三大債權國的中國、日本和英國大幅增持美國國債，分別達到9002億美元、7955億美元和3212億美元。與此相對應，美國國債創下了13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幾乎占到GDP的90%。

　　美國已經成為一個90%以上國民財富都是借來的國家，但它依舊享受最高的國家信用和全球最大的財富紅利，這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平等嗎？在國際經濟秩序的這一不公平現實面前，美國媒體依然大肆制造所謂的“中國獨秀論”，這再次提醒我們，中國應該重新思考和評估債權國地位，應將作為債權國的金融權力轉化為國家金融話語權，以增強抵御外部壓力的博弈能力。□(作者為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