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美國人觀察中國、看待中美關系都要通過人權問題這個透鏡，都要與人權問題相聯系

　　5月13日和14日，中美兩國將在華盛頓舉行新一輪人權對話。回顧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中國的人權政策和兩國在這一問題上的較量，可以幫助人們從一個側面了解近20年來中美關系的變化。

　　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使美國許多人認為資本主義和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對華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強烈，“中國崩潰論”在美國一度盛行。當時不少美國人認為可以對中國施加壓力，促使中國改變政策，甚至改變政權的性質。以壓促變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首要選擇，而人權問題則是施壓的主要領域。當時，人權問題成了中美關系中占據支配地位的問題，美國人觀察中國、看待中美關系都要通過人權問題這個透鏡，都要與人權問題相聯系，包括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在內。實行這種政策的重要手段是把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中國的人權狀況掛鉤。1990、1991和1992年，美國國會里、國會與政府之間圍繞著是否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進行了激烈的反復較量，老布什政府奮力抵制國會的壓力，繼續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與中方一起防止了中美關系大滑坡。

　　1993年克林頓開始執政。他把一些國會議員的要求變成行政命令：1994年是否繼續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取決于中國在改善人權記錄方面取得重大的進步”，即實行所謂“掛鉤”政策。中國方面理所當然強烈反對這一政策，不僅如此，克林頓政府內部、國會內部、美國企業界也都有不同意見。“掛鉤”政策在實踐面前碰壁，1994年克林頓政府又只好把對華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鉤”。

　　“脫鉤”政策并不意味著美國政策的根本轉變。克林頓政府把安全、經濟和推廣美國價值觀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三個支柱，美國決策者也總是說，要把美國的外交政策建筑在美國的價值觀之上，人權問題依然是兩國之間的一個爭議。雖然在1996年以后，克林頓政府為穩定兩國關系作了許多努力，對此應予以充分肯定，但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卻沒有多大變化。甚至在1997和1998年兩國領導人進行互訪時(說來是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人權問題仍然是一個辯論的話題。

　　在國際場合，兩國也進行了反復的較量。1990年，美國與一些歐洲國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46屆會議上提出了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但遭到多數國家的反對沒有成功。此后，美國政府曾經十一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議案，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但每次都遭到失敗。到1998年，歐洲國家已經決定不再支持美國，1999年美國只找到波蘭一個共同提案國，可以說美國的做法遭到孤立。但直到2005年美國代表團才正式宣布，以后不再重復這種做法。顯然在國際場合對中國施壓的政策已經難以為繼了。

　　此外，美國政府還在每年的人權報告中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成為中美關系中的一個破壞性因素。

　　美國在對中國施壓的同時，也與中國就人權問題進行對話，從1990年到2002年共進行了13次對話。2008年5月，第14次人權對話在北京舉行。由于新世紀以來兩國的建設性合作關系大大拓展，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調子也有所變化。在第14次對話中，美國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克雷默肯定中國在人權領域取得的進步，高度評價了中國政府在抗擊汶川地震災害中的表現。

　　奧巴馬總統上任一年多來，總統本人和政府高官一再強調中美關系的重要性，在人權問題上也展現了新的姿態。第一，明確表示兩國的共同利益比分歧更重要；第二，與中方就分歧進行對話；第三，不讓分歧妨礙合作。2009年2月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訪問北京時表示，奧巴馬政府重視人權問題，但同時“清楚表明”，共同應對金融危機是比“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更優先的問題”，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不會妨礙兩國在金融危機、氣候變化和安全問題上的合作。顯然，現在兩國關系中的人權問題與上世紀90年代初已經大不相同：在當時美國政界和學界許多人把它看作是中美關系中處于凌駕地位的問題，而現在，它只是兩國關系中的一個問題，而且只占了整個關系的很小比例。

　　現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曾經是在美國國會中對中國人權狀況最激烈的抨擊者。2009年5月下旬她來中國訪問，無論從代表團的構成(溫和派人物)，或是行前對媒體的低調處理，都能感覺到她在刻意營造良好的氣氛。她與中方討論了發展綠色能源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強調兩國在這方面進行合作的重要性。在美國大使館為她訪華舉行的招待會(筆者應邀在場)上，她發表了簡短的講話，闡述了奧巴馬政府在能源和氣候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她與中國發改委進行磋商的情況，最后她說，這是與人權問題相關的。她說的顯然沒有錯，但卻表明，她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變得比較現實了，不再像以前那樣高度意識形態化了。

　　去年11月奧巴馬總統成功訪華，雙方達成《聯合聲明》，其中說，“雙方都認識到，中國與美國在人權領域存在分歧。雙方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處理有關分歧。”希望即將舉行的人權對話成為落實這一規定的范例，開創兩國在人權領域對話的新局面。(陶文釗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