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輿論圍繞中國國際地位與影響力的炒作始終高溫不退。最近，不少西方媒體又抓住我導彈攔截試驗和國防現代化大做文章。“中國威脅論”似有波瀾再起的勢頭。

　　回溯中外關系的歷史長河，可以發現，“中國威脅論”其實不是新東西。其早期形態當屬1873年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在《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中提出的“黃禍論”，其邏輯起點則是更早些時候拿破侖提出的“睡獅說”。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加快，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中國威脅論”便死灰復燃，在更大范圍內持續不斷地擴展開來。從“中國經濟威脅論”、“中國軍事威脅論”、“中國間諜威脅論”到“中國黑客威脅論”等等，花樣不斷翻新。

　　客觀上，當代“中國威脅論”源于中國實力地位快速增強，超越了外部特別是西方的心理承受力。近代以來，西方大國長期習慣于面對一個龐大而貧弱的中國，他們對當代中國超常速度崛起缺乏足夠的心理預期和準備，傳統優越感開始動搖。他們習慣了長期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對突然面臨的競爭一時難以接受，危機感萌生。

　　從中國加速崛起的事實簡單地推演出“中國威脅”，這個認知過程顯然受到西方傳統政治學邏輯的影響。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經歷過太多的自相殘殺和對外征戰，強權政治理念已經成為其最重要的歷史與文化積淀，當他們試圖從既有經驗與文化中尋找應對現實問題的答案時，極易滑入所謂新興大國必然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和既有霸權并導致戰爭的思維路徑。但在當代各國相互依存不斷深化的背景下，這種歷史宿命論難免有些迂腐陳舊。

　　將中國加快崛起簡單地導向“中國威脅論”，還源于西方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缺乏足夠理解。與西方的哲學政治理念不同，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是“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對強權政治、奉行睦鄰友好。進入21世紀，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并堅持和平發展戰略，倡導建立和諧世界。可見，現時中國對外戰略深深地根植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理念。但不少西方政客和學者卻依然固守成見，不厭其煩地質疑中國的戰略意圖，不相信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是真心實意。正所謂壞人眼里無好人。這多少與他們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歷史與文化傳統、思維與行為方式的無知相關聯。比如，那些“中國軍事威脅論”的鼓吹者關注中國國防現代化成就，卻無視這樣的事實，即中國國防事業曾長期停滯。中國幅員遼闊，中國軍事力量的建設須與其職責使命相適應，近年國防投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償債。總之，“中國威脅論”暴露出西方對華認知的缺陷。

　　將中國加快崛起簡單地導向“中國威脅論”，恐怕也難以完全排除某些西方政客與謀略家的邪惡圖謀。拿破侖的“睡獅說”強調不要讓它醒來，“黃禍論”的始作俑者直接上書沙皇要求著手征服東方并促成列強聯合侵華，當代“中國威脅論” 鼓吹者更是赤裸裸地主張聯手制華。

　　我們看到，當代多數“中國威脅論”的鼓吹者并非出自中國周邊國家，反倒出自遙遠的美國和歐洲，司馬昭之心無非是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前些年出自美國的“李文和間諜案”、近期德國媒體炒作的“中國間諜威脅論”等等，都充分暴露出其無中生有的歇斯底里與唯恐天下不亂的陰暗心理。我們不能忘記，“黃禍論”的肆虐曾經為近代中國遭受列強長期欺凌作倀。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大國當下宣揚“中國威脅論”，正是故伎重演，謀求壓制中國發展。中國正面臨新“黃禍論”的威脅。

　　展望未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程依然漫長。中國的實力地位不斷增強，“中國威脅論”就難免繼續翻新花樣，期待它短期內銷聲匿跡是不現實的。事實勝于雄辯，真理自在人間。外部世界也需要時間反思調整。但不能因此任其自生自滅。只有堅定不移地奉行和宣示和平發展，堅持不懈地推進中外文化交流與多層次對話，才能逐步消除外部疑慮，贏得認可與信任。同時，也需適時揭露其隱含的邪惡圖謀，防止三人成虎，避免落入圈套。當下，尤其要謹防“中國威脅論”與“中國責任論”一體兩面，即以“中國威脅論”來壓制，以“中國責任論”來誘導。應避免為緩和“中國威脅論”而承擔力所不及的責任。(王在邦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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