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松建設和解，但并不意味著我與日本政府和解了。”——中國勞工邵義誠

　　10月28日晚10時，邵義誠從日本回到家中。走進屋內，他立即拿出與日方簽署的和解書向家人們展示。老人說著說著，老淚橫流。

　　為了這份聲明，他等待了整整16年。這16年來的傷心、等待、不解、憤慨……一切難以言表。

　　告慰屈死異鄉的同胞亡靈

　　兩個月前，日本東京芝公園23號，在一塊約半個足球場大小的空地上，6830雙中式布鞋一一擺放，伴隨著低沉的樂曲，人們默默哀悼二戰期間屈死在日本的中國勞工。邵義誠老人靜靜地站在那兒，在旁人的攙扶下，彎腰，下蹲，用手指用力摳了一撮泥土，口中楠楠有詞：“老兄弟們，給你們送鞋來了，穿著上路吧……”

　　盡管這份遲來的和解協議充滿爭議，但老人依然激動不已，因為這不僅讓他沉冤昭雪外，而且也是對那三百多名客死他鄉的同胞的告慰。用他的話說是“活人為死人辦成了一件事。”

　　10月26日，站在安野發電廠，這個自己曾被奴役過的傷心地，他的思緒也被垃回到了1944年的7月。

　　那年，年僅16歲的邵義誠正去青島進貨，不料中途遭日本人綁架，他被強擄到了日本廣島，給西松公司挖水力發電用的引水隧道。他回憶說，當時一個狹小空間的房子要擠進上百號人，宿舍、食堂、廁所都連在一塊，空氣污濁，地面潮濕。在日本監工24小時的監視下，中國勞工備受折磨，有的被折磨到雙目失明，雙腿潰爛。“如果生病，不僅食物會減半，甚至還免不了一頓毒打。”

　　邵義誠一字一頓，他感慨自己“運氣好”，最后能活著回來。而他早一年被抓走的父親，卻再也沒有了音信。據了解，當年安野作業所的300多中國勞工，如今在世的僅剩19人。

　　和解條款逐字力爭

　　邵義誠走上對日索賠之路始于1993年。當時，一家日本民間組織打來電話找，表示愿意支持他進行索賠。由此，5年后的1月15日，邵義誠等5位原告在日本廣島地方法院遞交了訴狀。據邵義誠回憶，當時收到訴狀的那位日本法官簡單翻閱訴狀后，詫異地瞪大了眼睛，盯住他們冷冷地說：“你們回去等消息吧。”

　　2002年，在第18次開庭時，邵義誠領到了敗訴判決書，“當時真是氣憤”。一審敗訴后，原來的日本代理律師退出了，但后來一位叫新美隆的日本律師又主動找到老人，答應給予法律援助。在中日友好人士的幫助下，邵義誠再次提起上訴，2004年二審勝訴。

　　這次前所未有的勝訴，瞬間成為當時中日輿論的關注焦點。但西松公司不服地方法院判決，上訴至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以“個人沒有索賠權”，宣判邵義誠敗訴。日本最高法院的終審判決無疑關閉了法律訴訟的大門。

　　當得知這個消息后，邵義誠一怒之下，跑到西松公司總部門口怒吼：“過去你們欺負我們，現在還是沒改啊。”但西松公司門口的保安立即架住了他，年過八旬的老人甚至連公司大門都未跨入半步。

　　此次和解正是因為有了如上馬拉松式的訴訟，才最后達成的。

　　與邵義誠同行的日語翻譯修剛告訴本報記者，盡管終審判決敗訴，但判決書末尾的一段附言給和解提供了依據：“鑒于本案受害人蒙受了巨大的精神與肉體的痛苦，……法院希望包括上訴人(編者注：西松建設)在內的相關各方作出努力，以補救本案受害人。”

　　日本支援團體正是抓住了這句話，不斷與西松公司“抗爭”。事情在今年4月出現了轉機。西松公司主動與中方聯絡，希望和解。雙方在商談了4個多月后最終達成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友好人士以及旅日華僑的反復交涉下，10月，西松公司最終在和解條款中將“救濟”改為“補償”，并附加上了“深刻的謝罪”的措辭。

　　不表示與日本政府和解

　　此次和解案中，日本“中國勞工西松建設裁判支援會”秘書長川原洋子是舉足輕重的人物。現年59歲的她，曾是西松公司的一名員工。于1992年第一次來中國時，與中國勞工受害者的后人結緣，從此她就一直關注中國勞工的對日索賠案。

　　“日本政府和企業應該正視歷史，負起應負的責任。”川原洋子的漢語盡管不太流利，但激動之情溢于言表，“這次和解會給其他日本企業造成不小的壓力。”她告訴本報記者說。

　　參與此案的華工問題專家劉寶辰教授表示，當年日本強擄的中國勞工約4萬人，這次和解對解決其他勞工的索賠問題提供了先例和參照。

　　作為受害人，邵義誠則堅定地表示：“與西松公司和解，但并不意味著我與日本政府和解了。”而他接下來要做的，則是繼續尋找當年的工友遺屬。“畢竟，360人的名冊中目前只找到120人。”老人眼中飽含淚水地說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