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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新對話這個大舞臺的搭建之路可謂路漫漫其修遠，期間是中美之間歷經四年的博弈和磨合

　　縱橫捭闔的國際關系尤如一場千年大戲，當前中美關系已越來越成為“核心劇情”。7月27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的首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則為中美關系的大戲搭起了最新舞臺。

　　然而，這個大舞臺的搭建之路可謂路漫漫其修遠，期間是中美之間歷經四年的博弈和磨合。而仔細回味中美兩國在搭臺過程中的微妙博弈，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發現。

　　佐利克開啟“另類對話”

　　2005年8月1日，美國國務院前副國務卿佐利克和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戴秉國在北京舉行了一場引人注目的會見。就一次外交部門主要官員的雙邊會晤來講，這場對話顯得很特別。它似乎沒有討論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除了用泛泛的外交辭令肯定兩國關系的重要性之外，會議的最重要成果似乎就是在肯定會議本身：雙方共同表示要把這種對話模式固定下來，作為兩國的正式外交機制延續下去。當時，少數最敏感的國際問題觀察家立刻嗅到了這場“另類”對話背后的劃時代意義。

　　一個月以后，佐利克看似脫口而出的一個名詞讓這場中美對話的意義立刻昭然若揭。佐利克解釋道：美國希望中國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建立常規對話機制的目的，正是要把飛速崛起中的中國拉到身邊，并引導中國按照美國的希望來扮演相應國際角色。

　　盡管這樣的目的背后體現著美國一貫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居高臨下的姿態，但它畢竟顯示了美國政府主流決策者逐步放棄“遏制”中國的冷戰思維，開始正視中國的實力與地位。這種新思維立刻得到了中方積極回應。中國外交部把中美之間這種新的對話機制稱作“高層戰略對話”。

　　6次對話后才獲“正名”

　　可是佐利克等人的新思維立刻召來美國國內鷹派的激烈反彈。美國在東亞等地區的傳統戰略盟友也開始擔心中美關系的發展會危及自身的地位。為了平撫反彈情緒，美國國務院只稱中美之間的新機制為“高層對話”，決口不提“戰略”二字，以捍衛“戰略對話”這個只在盟友之間進行的特殊待遇。于是，從2005年8月到2008年12月三年間，中美總共舉行了6次帶有明顯戰略意義的外交部門高層對話，全部是雙方各稱一名，可謂是“言順而名未正”。

　　不過，變化也在悄然孕育。2006年，美國次貸危機開始顯露，新上任的財政部長保爾森提出建立中美經濟部門之間的部長級對話。中方積極響應，并最終將對話命名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這次美方之所以放棄了“名號之爭”，一方面是“經濟戰略”本身局限于一個領域，沒有那么大的刺激性；另一方面更與中國經濟地位加速提升，美國對中國所求越來越多有關。

　　“戰略”曾讓位“經濟”

　　雖然美國終于給中美之間新的經濟高層對話加上了“戰略”二字，但它的戰略性顯然不像兩國外交部門的“高層戰略對話”那樣純粹。由于國內政治和經濟壓力加大，“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很快成為美國向中國金融和貿易政策施壓的工具，同時也成為了雙方經濟交往的平臺。2006年到2008年間，五次中美戰略對話給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巨額的貿易簽單、美國媒體喋喋不休地糾纏匯率、貿易赤字問題，最后就是本來打算成為外交戰略家的保爾森里外難做人、不得不淪為高級談判代表的苦臉。

　　盡管數年來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成果累累，但對于保爾森來講，在美國政治的大背景下確實可以說是在苦苦支撐。隨著布什政府的下臺、保爾森的離職，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能否延續，在中美兩國都產生過很大的懷疑。

　　新政府新姿態新高度

　　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出臺了巨額的經濟刺激計劃，美國對中國資金和政策依賴也達到了頂峰。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奧巴馬在2009年4月G20峰會期間達成共識，要將中美兩個戰略對話延續下去，并整合成為“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統一平臺。對話的級別也從部長級提升到了“內閣級”。這是美國民主黨新政府對前任對華政策的繼承和提升。在這種全面戰略對話平臺上，美國似乎也放軟了居高俯就的姿態，中美戰略對話進入更加平等、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新階段。

　　正如BBC記者布魯克斯發自華盛頓的報道所說，奧巴馬在開幕式的演講點明了為什么現在是美國需要中國。這被輿論認為是“美國總統在多大的程度上認定中國對國際議題的重要性，也將對塑造其政權的成敗起著重要作用”。

　　在新的力量對比和政治背景下，只有美國向中國提要求的“半場攻防”現象肯定會逐步改變。然而，要說中國在新對話中“反守為攻”，則既對力量變局言之過早，也不切合雙方戰略交匯、平等對話的共同主題。(周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