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泰國最高法院判決沒收前總理他信14億美元家族資產為開端，泰國近日經歷了又一輪政治動蕩。3月14日，“紅衫軍”在曼谷舉行了阿披實上臺一年多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集會。集會中出現了最后通牒和潑灑鮮血這樣看似驚心動魄的新情況。

　　不過，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雙方的態度都沒有什么新變化。紅衫軍要求阿披實政府馬上辭職，舉行大選；泰國政府則毫不讓步，干脆置之不理。因此，這場風波仍不過是“反他信”和“挺他信”兩大陣營往復式交鋒的又一輪表現。

　　自從2006年2月反他信力量因西納瓦集團股份出售案走上街頭以來，泰國政治便陷入兩大陣營對峙的僵局：如果進行選舉，必然是占選民多數的支持他信陣營獲勝，反他信陣營就會進行抵制；不進行選舉甚至恢復軍政統治，支持他信陣營也會進行抵制。無論哪一個陣營的代表者組織政府，另一方都會采取街頭政治的方式表示反對，從而進入一個似乎難有盡頭的惡性循環。

　　在觀察人士看來，造成這種僵局，根本原因在于階層利益的對立和政治結構的失衡。

　　反他信陣營是以軍隊、官僚和部分城市中產階級為主的精英階層，挺他信陣營則是以東北部農民為主的草根階層。前者是泰國傳統精英政治體制的受益者，而后者則把他信執政期間所推行的政策視為其利益的代表。他信依靠占泰國人口約70%的農民的支持，在2001年和2005年兩次贏得大選，其領導的泰愛泰黨成為泰國歷史上第一個“一黨獨大”的政黨(國會議席比例高達75.4%)，打破了泰國多年來多黨制的政治平衡。此外，他信大力加強內閣地位，對包括泰王和軍隊在內的傳統政治力量來說是一個重大挑戰。

　　然而，造成這種僵局最直接的原因則是以農民為主的泰國草根階層開始廣泛深入參與政治。無論挺他信陣營還是反他信陣營的政治參與熱情都十分高漲，而且雙方都熟練掌握了政治參與的兩大主要手段：議會政治和街頭政治。糟糕的是，在當前兩派對立的情況下，民眾高漲的政治參與熱情卻讓泰國陷入了眼前這個進退維谷的困境。

　　民眾政治參與的快速發展，對泰國傳統的精英政治體制來說是一個難以適應的新變量，對原有的政治結構造成幾乎致命的沖擊。泰國目前的政治困境實際上是一個現代化過程中常見的問題，即如何以最平穩的方式實現民眾的政治參與，并積極發揮其力量。

　　泰國民眾政治參與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從1932年泰國君主立憲制度確立到1992年，泰國政治以軍人政治為主，政黨政治有所發展但力量微弱。1992年“五月事件”后，隨著“總理必須來自民選”被寫入憲法，泰國民眾的政治參與有了空間和保障，參與政治的熱情也開始被激發起來。

　　需要注意的是，在他信上臺之前的泰國民眾政治參與存在一個重要的缺失——參與者主要是城市居民，農民的作用微乎其微。泰國的傳統精英政治一向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即使在大選中也極少到農村進行宣傳拉票，常常直接出錢“買票”了事，廣大農民缺乏政治參與意識。另一方面，泰國經濟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迅速，成為亞洲“四小虎”之一，但由于長期實行的“重城市、輕農村”政策，使農村地區負擔了沉重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卻沒能享受到應得的發展紅利。農民盡管不滿，卻無可奈何。

　　他信看到了這個寶貴的政治資源，并且進行了成功的開發。2001年大選，他信提出以“草根政策”為核心的農村發展綱領，迅速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而在2007年的大選中，農民積極參與，使得投票率達到空前的85.4%，他信的代理人沙馬及其領導的泰愛泰黨后身人民力量黨因而得以獲勝。

　　目前的政治僵局加劇社會分裂，已經給泰國造成嚴重損失，并使泰國國際聲譽掃地。更重要的是，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機嚴重打擊的情況下，持續的政治社會動蕩讓泰國無法順利制定和實施有效的經濟恢復政策。

　　隨著經濟、技術和社會現代化的進程，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提高是一個必然結果，而他信起到一個助推的作用。現在泰國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在保持穩定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實現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和經濟發展權益的分享。畢竟，一百年前用流血和暴力換取民主的方式已經不符合潮流，由此引起的政治社會動蕩和經濟發展受阻是任何國家以及國家的任何成員都無法負擔的后果。

　　持續四年的僵局說明，現有的措施都無法讓泰國走出目前的政治困境，包括街頭政治。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勢必從根本原因出發尋找辦法。第一，在利益上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讓各個階層都能相對公平地分享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第二，調整政治結構，吸納農民等新興的政治力量，讓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依靠法律和制度的力量來預防和化解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

　　而在這之前，兩大陣營應該對自身政治參與的方式進行反思和調整，放棄激烈的對抗態度和手段，保持局面的平穩，然后坐下來，平心靜氣地陳述并聆聽對方的政治訴求，從中尋找可能的利益匯合點。這樣，泰國的政治僵局才有突破的希望。(唐奇芳/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