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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很難從傳統的觀點來看歐洲是否算是統一。從形式上來看是沒有，如果從實質內容來看，他們已經有了共同的認同。統一的國家要做的事，他們不已經在做了嗎？而且做得比主權國家還好

　　文/張亞中

　　為歐洲尋求一個永恒的和平，是歐洲精英必然存在的愿望。歐盟的誕生，絕非僅靠一兩位精英即可，但是在這歷史的長河中，畢竟還是有一些人物的脈絡值得我們回憶。

　　　　一位夢想家的倡議

　　1922年，當時只有28歲的庫德諾夫·卡雷爾基，把設想的泛歐運動藍圖寫成文章，先后在維也納與柏林的雜志上發表，在期待他人的支持時，他又一頭鉆進修道院，開始埋頭撰寫大作《泛歐論》(Pan-Europa)。

　　庫德諾夫·卡雷爾基是在東京出生的歐洲人，父親是一位具有荷蘭人與希臘人血統的奧匈帝國外交官，母親是日本人。當他還在維也納求學時，他已經獨具慧眼，成為倡導歐洲統一思想的第一人。

　　“和我們一起用餐的還有我母親的匈牙利籍貼身女傭，我父親的巴伐利亞籍私人秘書，我們的捷克人總管家和一位俄語教師。我父親的土耳其語教師、一位阿爾巴尼亞籍穆斯林也經常和我們一起用餐。”庫德諾夫·卡雷爾基這樣回憶他的童年。

　　這樣的童年讓他可以超越19世紀最火紅的民族主義來看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他看來，純粹是歐洲人之間的區域戰爭。但是當時沒有任何歐洲聯合組織出現，無論他采用什么方式進行呼吁，仍然無法說服任何政府和政黨來支持他的思想。于是，他決定獨自創建泛歐運動。

　　《泛歐論》于1923年10月正式出版，很快就從德語被譯成為歐洲主要語言。日本現任首相鳩山由紀夫高談“東亞共同體”時所強調的“友愛”，就是源自于庫德諾夫·卡雷爾基的思想。鳩山由紀夫的祖父鳩山一郎，也正是這本書的日文翻譯者。對于日本人來說，有這么一位日本血統的泛歐倡導人，是值得驕傲的。

　　庫德諾夫·卡雷爾基當時就預測，如果歐洲不統一，就勢必被卷入一場法德之間的武力沖突，最后難免使歐洲成為俄羅斯的占領區。拯救歐洲的辦法就是他的“泛歐洲”思想，將自波蘭到葡萄牙的所有歐洲國家從政治上和經濟上統一成為一個聯邦國家。

　　1924年，庫德諾夫·卡雷爾基在法國國民議會上宣讀了致法國議會的公開信，信中公開宣揚他的泛歐思想。這份公開信后來經由全歐著名的科學家、思想家與作家共同簽名，成為一份重要文件。簽名中有愛因斯坦、弗洛伊德、西班牙詩人米格爾·烏納穆諾等人。

　　庫德諾夫·卡雷爾基的思想得到了法國外交部長阿里斯蒂德·白瑞安的支持。這位日后以《巴黎非戰公約》聞名于世的法國人，后來擔任泛歐聯盟的名譽主席。1929年6月，白瑞安與當時的德國外交部長，也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第一次針對庫德諾夫·卡雷爾基的泛歐思想進行討論。同年9月5日，他們在日內瓦召開的歐洲各國社會主義代表大會上，公開提出建立“歐洲國家聯盟”的方案。歐洲聯盟的思路終于正式登上政治舞臺了。

　　1930年5月17日，白瑞安在他的一份備忘錄中列出了詳盡的具體計劃，但是他的計劃難以抗拒當時國族主義的浪潮，受到了歐洲各國的冷漠。特別是在德國舉行大選后，希特勒獲得了勝利。希特勒要建立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國的歐洲，而不是一個聯盟的歐洲。在法國，白瑞安的主張也沒有人理會，他自己也處于孤立無援的處境，不久于1932年郁悶而終。

　　庫德諾夫·卡雷爾基這位歐洲大統派的夢想沒有成真，但是他的預言卻是真實地上演，歐洲基督教的弟兄們，再一次掉進骨肉相殘的宿命。

　　　　一位反法西斯者的堅持

　　在歐洲的戰火中，仍然有著為歐洲統一理想而呼吁奔走的理想主義者。1941年，正是希特勒橫掃歐洲的時候，在靠近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岸的文托泰內島上，阿爾蒂諾·斯皮內利和他的獄友羅西為一個統一的新歐洲寫下宣言。

　　在這篇《文托泰內宣言》(The Manifesto of Ventotene)中，阿爾蒂諾·斯皮內利認為，民族國家從本質上講是自我毀滅的，它們所孕育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病毒，會導致獨裁、經濟危機和戰爭。避免這些災難的唯一辦法，就是建立一個像美國一樣的歐洲聯邦，現在的歐洲國家地位如同美國的州的地位。

　　阿爾蒂諾·斯皮內利生于羅馬，年輕時深受列寧思想的影響，1924年參加意大利共產黨，是一位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1927年他被意大利法西斯政權逮捕，后被監禁和流放，共達16年之久。1937年，他在流放地宣布退出意大利共產黨，而轉變成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

　　作為戰時意大利的反抗派領袖，阿爾蒂諾·斯皮內利終身信仰社會主義無國界的信念。他于1943年成立了歐洲聯邦運動(MFE)并擔任主席，也曾任意大利國會議員、歐洲共同體成立后的執委會委員、歐洲議員，一生致力于歐洲統一。雖然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他不是一顆耀眼的明星，他的歐洲聯邦之夢，也終究沒有實現。

　　　　一位旁觀者的呼吁

　　戰后第一位提出歐洲統一思想的當權者，不是歐洲大陸的歐洲人，而是一位島國的歐洲人：溫斯頓·丘吉爾。1946年9月19日，他在瑞士蘇黎世大學向學生們以《歐洲的悲劇》為題目的著名激情演講，重新鼓吹歐洲統一的重要。

　　在這篇演講中，丘吉爾贊揚了庫德諾夫·卡雷爾基與白瑞安的偉大貢獻。他首先指出，民族糾紛是歐洲戰爭的根源，二戰后，“黑暗的時代仍可能重現”。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類似美國的歐洲合眾國。只有這樣，億萬辛勞的人民才能重新獲得使生活具有價值的快樂和希望。這個過程很簡單。所需要的一切只是歐洲人民的決心。” 丘吉爾說。

　　不過，遺憾的是，丘吉爾并沒有提出詳細綱領，此外，他希望歐洲能夠成立一個合眾國，但是并不包括英國。

　　對于丘吉爾而言，英國并不僅屬于歐洲大陸而也屬于大西洋。二戰的歐洲大陸國家均是輸家，英國卻是沒有受到占領的唯一贏家。丘吉爾的談話更像是一個戰勝者對戰敗者的諄諄告誡。

　　沒有參與就沒有發言權，丘吉爾在歐洲一體化的歷史中，只是留下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演講稿而已。他雖然也是1948年5月召開海牙歐洲大會的參與者，但是終究是歐洲一體化的旁觀者。

　　海牙會議決議之一是成立歐洲理事會，這是歐洲第一個跨國組織，并附設了歐洲議會，不過后來并沒有運作。1947年6月5日，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推出，東歐國家選擇往蘇聯靠攏，歐洲聯邦已經全然不可能。冷戰的世界逐漸形成，東西歐分屬兩個不同的世界，在西歐大家談的已是美歐關系，而不再是歐洲合眾國或歐洲聯邦了。但是，歐洲的統派換了一個面貌再登上舞臺。

　　　　一位實踐者的策略

　　偉大的思想或許可以充實政治的內涵，但是現實政治卻很少按照理想主義所設計的方案發展。庫德諾夫·卡雷爾基、阿爾蒂諾·斯皮內利與丘吉爾的歐洲聯邦構想，在冷戰的時代，變得如此的夢幻。

　　歐洲雖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照理來說，人們應該像斯皮內利一樣，重新反省民族國家的角色。但是，要西歐國家放棄已施行數百年的主權概念是談何容易。人民如果不能相信自己的國家，又如何相信一個歐洲合眾國？

　　1949年起的歐洲已經是另一番面貌，東西德分別建立，建立在西方的德國成為遏制蘇聯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另一方面，法國也看到，能夠繼續控制德國的時間也不多了，為了自己的經濟，法國亟需要得到魯爾地區煤礦等能源的部分開采權，而當時魯爾工業區卻是在魯爾區國際管理委員會的管轄之下。

　　1950年春天，蘇聯對柏林的封鎖剛剛結束，美國通過空中橋梁成功地維持西柏林生活達一年之久。著名的“舒曼計劃”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出。

　　計劃的策劃者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而是一位來自法國科尼亞尼克的法國人，他出身在該地區的一個優質酒生產和出口商家庭，他的名字叫做讓·莫內(Jean Monnet) 。他將計劃交給了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

　　莫內的計劃可能是迄今為止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最基礎的文件，但該文件卻是以“舒曼計劃”的名稱載入史冊。該計劃的內容包括建立一個能夠統一煤礦、鐵礦、礦渣和鋼等冶金資源的跨國機構。正如莫內所指出，這些東西，既是經濟發展必須，也是戰爭武器的必要，將這些經濟發展與戰略物質統一交由法德管理，既可以發展兩國的經濟，也可以推進政治的合作，更重要的是，控制了戰略物質，未來將不會再有彼此的軍事威脅。

　　從政治信仰來說，莫內是一個忠實的聯邦主義者，這可能與他出身商人有關，他不希望歐洲土地再有戰火，或許也正因為他是商人，他更能了解到循序漸進的重要。

　　“最重要的是實現一體化的目的，手段可以有彈性。一體化不應該只是主權國家間的簡單聯合，而是每個成員國都必須交出自己一些主權，成立共同管理機構。”莫內說。

　　做為一位歐洲一體化的實踐者，莫內非常強調建立機制的重要，“我們應留給后人的是一些組織機構，組織機構的生命力比個人的生命力加起來要大得多。這些機構若能好好地建立起來，就必可集人類智慧的大成，世代相傳，永無窮盡”。

　　1988年，法國總統密特朗發布行政令，將莫內的骨灰遷入位于巴黎拉丁區雄偉的先哲祠(Pantheon) 中。從此，莫內與魯索及另一個歐洲的“統派”雨果等為法國和人類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的偉人永遠地安息在一起。

　　　　新的夢想

　　歐洲統合的理念在歐洲歷史上飄蕩幾個世紀，一直到1950年的舒曼宣言才具體架構了歐洲共同體的機構以及彼此間的關系，歐洲煤鋼共同體等機構的建立也真正地為日后歐洲統合打下了基礎。

　　希望成立煤鋼共同體的“舒曼計劃”很快得到西德總理艾德諾的贊同，隨后又得到了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與意大利的支持。1952年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開創了歐洲一體化的新紀元，它打破了只在國家間進行傳統合作的傳統做法，創造了一個超國家機構來管理各國。而后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都是在這樣的精神下運作。

　　共同體的構想，從此成為歐洲一體化的核心。它既不是聯邦，也不是邦聯，它可以算是歐洲精英在20世紀為人類政治聯合體的另一項重大發明。今天，歐盟有了外長，有了主席，但是它的本質不變，仍然是一個獨特的政治聯合體。

　　1957年3月25日《羅馬條約》簽署，標志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誕生。但是，人們把歐洲日定在5月9日，就是在1950年的這一天，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舒曼發表宣言，建議成立歐洲煤鋼聯盟。

　　整個1950年代是莫內理念的歐洲。1960年代國家主義再一次進行反撲，法國的戴高樂再一次揮舞著主權國家的大旗，他要的是一個能夠成就法國霸權的歐洲，而不是一個會限制法國主權的歐洲。

　　不過，潮流終究還是擊退了戴高樂，法國與德國的新領導者在1970年代重新采取了莫內的新功能主義，接納了英國的加入，大幅提升歐洲共同體的功能，歐洲議會也開始直選。1980年代最重要的是《單一歐洲法》(SEA)的通過，歐洲成為了一個貨品、資金、勞務、人員四大流通的單一市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于1991年底簽署，1993年生效，“歐洲聯盟”(EU)這個名稱從此正式登上舞臺。

　　聯邦主義者對于這樣的結果仍然不滿意，他們要的是一個有憲法的歐洲，而不只是聯盟的歐洲。新的世紀，也讓他們重燃新的夢想。2002年3月開啟的制憲大會，經過長期努力，2004年6月，成員國共同簽署了《歐洲憲法條約》，只要各國批準，歐洲憲法就會正式誕生。

　　又是法國，2005年5月公民投票否決了這個憲法，6月荷蘭再補上一腳，證明了幾百年所形成的主權國家概念，還是難以割舍。不過，歐洲的精英沒有放棄，把歐洲憲法中一些敏感的文字拿掉，2007年9月重新推出《里斯本條約》。妥協后的《里斯本條約》最近終于通過。

　　新的歐盟，除了已經有象征共同認同的旗、歌與歐元，今天，又有了自己的主席與外長。我們已經很難從傳統的觀點來看歐洲是否算是統一。從形式上來看是沒有，如果從實質內容來看，他們已經有了共同的認同。統一的國家要做的事，他們不已經在做了嗎？而且做得比主權國家還好。(作者系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