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抗擊國際金融危機，20國集團(G20)已經相繼在華盛頓和倫敦舉行過兩次峰會，各成員國在一系列問題上達成共識。聯合國和各種國際組織也相繼舉行了各種會議，共商抗擊危機對策。然而從一段時間來看，各項共識付諸實施的情況并不盡如人意。為重振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理應承擔更多責任。

　　落實進展情況不容樂觀

　　此次金融危機把G20推上歷史舞臺，兩次峰會成果能否落到實處關鍵要看發達國家是否一改過去“重口號、輕落實；多共識，少行動”的弊病，切實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但現實情況并不令人樂觀。

　　首先，刺激經濟的行動缺乏協調。倫敦金融峰會后不久，日本公布15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韓國出臺購車減稅措施，英國推出購車補助計劃的做法都值得肯定，但是未見全球同步、協調的新一輪經濟刺激行動。發達國家某些經濟數據出現企穩跡象，各國缺乏進一步刺激經濟復蘇的動力。關鍵原因是：一方面美歐在經濟刺激行動問題上意見分歧。美國認為，全球的首要任務是共同應對危機，主要國家在未來兩年應拿出GDP的2%,用于刺激經濟復蘇。歐盟則主張將關注焦點集中在現有經濟刺激方案的實施上，對新一輪經濟刺激提議表現冷漠。以法、德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公開指責危機源于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缺陷和金融資本的貪婪，力主重構國際經濟秩序，以獲得更多國際政治經濟的主導權，而美國則千方百計力保正在衰落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都不愿意過多承擔責任。本著“少付出，多索取”原則，它們只是希望從別國經濟刺激計劃中獲取更多收益，而不愿過多投入，以免消耗本國財政資源、使財政狀況惡化，更不愿本國經濟刺激行動的成果讓它國得益。這種極其自私的行為，不利于全球經濟復蘇。

　　第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存在重重阻力。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是G20峰會的重要成果和共識，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保護主義仍然時有發生，WTO多哈回合未來走向仍未看見任何曙光。去年的G20華盛頓峰會提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美國在爾后的經濟刺激計劃中依然提出“購買美國貨”條款，G20中有17個國家在短短5個月中就實施了47項貿易限制措施；在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與會各方再次就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達成共識，但僅過五天時間，歐盟就宣布對中國蠟燭產品的反傾銷稅征收期延長5年。可見，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問題上，最大阻力主要來自發達國家。這種轉嫁貿易壓力的做法已經嚴重影響世界貿易的健康發展，對出口導向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產生巨大沖擊，加重這些國家的經濟衰退。

　　第三，全球金融監管仍難實施。在G20倫敦峰會上，各國達成加強金融機構監管以重建信任的承諾，其中包括建立金融穩定委員會，擴大金融監管范圍至對沖基金、信用評級、企業獎金、社會責任等。但是，近乎完美的金融監管藍圖在現實中很難實施和兌現。因為，全球尚無統一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管共識目前還是紙上談兵。另外，美歐在監管問題上分歧很大。歐盟是主張加強全球金融監管的急先鋒，它們力主創立相應的全球監管機構，以避免類似危機的再度發生，由此提升歐洲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地位和權力。美國則認為，過度監管不利于經濟和金融的自由發展，應對危機保持金融系統流動性是當務之急，加強監管會背道而馳。雖然G20峰會在此問題上已達成妥協，但是要真正實現全球性金融監管，將涉及各方利益博弈和經濟主權問題，還是相當艱難的。

　　第四，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開始落實，但改革進程極為緩慢。向IMF注資5000億美元是與會領導人在倫敦峰會上做出的承諾，是為數不多的具體實施計劃的一部分。IMF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后，IMF通過發行債券和吸收注資等方式正逐步落實5000億美元的籌資安排。但發達國家“重注資、輕改革”意圖明顯，用“2011年進行IMF投票權重組討論”的空頭支票，來兌現當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對IMF的注資。未來投票權改革牽涉多方利益，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的提升是以發達國家權利的削弱為基礎的，目前峰會對未來IMF改革的承諾只是將敏感問題延期化的一種做法。

　　第五，超國家主權儲備貨幣與匯率穩定問題被漠視。雖然G20倫敦峰會計劃于下一次會議討論超主權國家儲備貨幣問題，但目前G20缺少常設機構對此項議題設立討論框架，只能等待下次峰會各成員國的各抒己見，該問題很可能成為G20峰會另一個華麗的口號。此外，對以美元為代表的世界儲備貨幣匯率頻繁波動的監督問題，仍未被列入G20峰會的討論議題。因此，倫敦峰會后美元匯率再次劇烈波動就不足為奇，由此加大了美元資產債權國的匯率貶值、收益率下降和通脹高企的風險。

　　發達國家的責任不容推卸

　　正是發達國家內部經濟出現問題才引發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并把世界經濟拖入衰退的泥潭。因此，它們沒有理由推卸自己的責任，必須肩負起引領世界經濟復蘇的重任。

　　首先，發達國家必須摒棄利己主義，推動國際經濟合作朝良性共贏方向發展。美歐是世界最主要兩大經濟體，其意愿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二者在加強金融監管和刺激經濟計劃問題上應該進一步尋求最大公約數，而不應僅僅從自身利益得失考慮問題，必須要本著對世界經濟負責任的態度，放棄分歧、緊密合作，共同引領世界經濟早日走出低谷。發達國家還應與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世界經濟力量消長正在發生變化，新興市場國家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發達國家必須順應歷史潮流，充分顧及發展中國家的關切，通過協商與合作早日設立超主權儲備貨幣路線圖，明確IMF、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具體進程，切實把G20峰會有關共識轉化成具體實施細則。

　　其次，保持幣值穩定，權利與義務需對等。以美國為代表的某些發達國家憑借儲備貨幣地位，無任何約束地發行貨幣來獲取“鑄幣稅”帶來的好處，占有境外持幣國家的大量經濟資源。在重構國際貨幣體系仍需時日的條件下，它們必須在得到好處的同時承擔起更多的義務，保持本幣匯率穩定。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下，更要加強對自身財政、貨幣政策的硬性約束，避免通過貨幣貶值向發展中國家轉嫁金融危機，通過切實行動來保證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儲備資產安全。發達國家保持幣值穩定，才能對世界經濟復蘇注入有效的強心劑。

　　最后，主動讓渡部分經濟話語權，促進國際金融體系健康發展。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歷來擁有主導權，通過投票權、份額分配等方式牢牢掌握著決策權。然而，今天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變得不能單憑它們的力量可以應對或解決，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合作是唯一選項。G20峰會的召開本身就是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的最有力證據。因此，發達國家必須主動讓渡部分話語權，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問題上轉變消極態度，放棄某些特權，無條件縮減所持兩大金融機構的份額比例，與發展中國家一道重塑積極、健康的國際經濟金融新秩序。(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孫立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