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0日，貝拉克·奧巴馬將在華盛頓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從2008年11月初大選結束至今，奧巴馬已經基本完成了其政府各套班子的構建工作，而其主要政策的卷軸，將在正式就職后一一展開。由此，美國乃至世界政壇將進入一個美國新總統的磨合期。

　　對內，奧巴馬面臨著調整美國經濟政策和反恐策略的重任，他所要進行的變革事關美國的前途命運，深受關注；對外，奧巴馬和他的外交團隊將如何處理與世界大國的關系和國際熱點問題，更是全球矚目。

　　在過去的30年中，中美關系經歷了一次次洗禮與成長。而每逢美國總統更迭，在新總統上臺后的磨合期內，美國的對華政策便會波動，這甚至被一些專家稱為“不是規律的規律”。現在，中國人關心的是，在奧巴馬的磨合期內，歷史還會重演嗎？

　　一份開給奧巴馬的“期望清單”

　　2009年1月，美國新總統奧巴馬宣誓就職前后，其外交團隊將收到一份特別的報告，確切地說，它是一份對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期望清單”。

　　以往，白宮易主之際，美國國內組織撰寫的類似報告并不鮮見。不過這一次有所不同：這份“期望清單”不僅僅反映美國的聲音，也包含中國的視角；其內容一半由美方起草，另一半則由中方撰寫。在美國政府換屆之時，這樣的做法還是第一次。

　　該報告唯一的中方執筆者是北京的一位智庫人士。2008年12月底，他的撰稿工作已經完成。

　　美國智庫的協調計劃

　　2008年11月初奧巴馬勝選之后，一個計劃隨即啟動，它的關鍵詞是“期望清單”，中文名稱為“美國對華政策：對奧巴馬政府的期望”。

　　該計劃的組織者是位于紐約的智庫機構“東西方研究所”，一個由隸屬于美國國務院的和平研究所與歐洲的一些國際問題研究所合辦的機構。它不僅是一個研究機構，還是一個交流的平臺——促成東西方高層決策人士、專家之間小范圍的會晤，增加思想與政策的融合。

　　東西方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一直通過各種項目把西方的價值和理念“轉化成行動”，但近年來它也承認，在21世紀，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對亞洲的看法，世界將無法變得更加安全。

　　2006年以后，為了建立有效機制以彌補在亞洲的戰略失策，該所董事會通過了向亞洲拓展的戰略，并且為“東西方研究所在亞洲”項目設立了專門的基金。

　　東西方研究所的網站如此介紹這一背景：20世紀為西方國家和文化所主宰，但現在西方風光不再，而被全新的事物所取代……在這一過渡階段，發達的西方與崛起的東方需要坐下來，共商新責任的劃分，抑或制定新的游戲規則。

　　協調東西雙方，正是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奧巴馬外交團隊形成之際，“期望清單”計劃迅速啟動的原因。

　　“雖然目前中美關系沒有出現大的變化，但是在競選過程中，奧巴馬對中國的總體看法不是很明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美關系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劉學成告訴《環球》雜志，針對這些情況，東西方研究所希望從發展中美關系的立場出發，提出一些有針對性而非批駁性的建議。

　　美國方面，由亞洲協會前主席羅伯特·安熙龍(Robert B. Oxnam)撰稿，代表美國總結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然后提出對奧巴馬的期望。同時，東西方研究所也希望找位專家代表中國列出一張“清單”。

　　實際上自拓展亞洲項目以來，該機構與中方頗有交流。2007年6月18日至21日，由中國外交部下屬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牽線，東西方研究所所長約翰·睦融霜(John Mroz)曾率領美國高級代表團訪華，與中國政府官員和專家進行了小范圍會談。此行美方代表團成員中包括了前北約駐歐洲盟軍最高司令詹姆斯·瓊斯、前美國空軍司令朗斯·羅德、前美國國務院反恐協調員亨利·克倫普頓等人。在北京期間，他們還拜會了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和中聯部副部長張志軍。

　　這一次，為了完成“期望清單”項目的中國視角，東西方研究所又找到了“對口單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馬振崗掛帥，研究員劉學成撰稿。

　　開給美方的期望清單

　　“名字是我個人的，但要代表中國，”對《環球》雜志談及這份將交給奧巴馬外交團隊的報告時，劉學成坦言這項工作不太容易，“要把中國的期望反映出來，不是反映某一方面，是反映全面的關系”。

　　這份尚未公開的報告提議，中美兩國建立五個伙伴關系：經濟伙伴關系、反恐伙伴關系、防擴散伙伴關系、綠色伙伴關系、跨太平洋伙伴關系。

　　在這五個伙伴關系中，迫在眉睫的是反恐伙伴關系，因為當前美國正實現其反恐戰爭的轉型。

　　美國新總統奧巴馬、國防部長蓋茨、參聯會主席馬倫都已提出，要撤軍伊拉克、增兵阿富汗。據新華社報道，美軍方已宣布，2009年初夏之前向阿富汗增派2萬~3萬名士兵，其中第十山地師下屬第三旅的3500~4000名官兵將于1月部署在喀布爾附近。與此同時，五角大樓不止一次地通過《華爾街日報》等媒體放風，“基地”組織已將重點向巴基斯坦轉移。在孟買恐怖襲擊之后，如果美軍將反恐戰爭擴大至巴基斯坦，將使南亞局勢火上澆油，因此中美磋商合作尤為重要。

　　在防擴散方面，除了朝鮮核問題、伊朗核問題等懸而未決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在利用核能方面的行動也需要各國間的磋商協調，比如東盟即將啟動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計劃。“雖然東盟已明確表示核電站不被用來生產核武器，但即使是和平利用核能，核原料、核設施從哪里來，核廢料如何處理，都涉及到防擴散的問題。”劉學成指出，這一動向將直接關系到亞太地區的穩定，需要各國對話和協調。

　　一般認為，奧巴馬與布什一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能源與環保政策，對于節能減排，后者曾長期采取抵制的態度，但奧巴馬在競選時說得很清楚，“愿意改變這方面的做法，使美國的國際形象有新的提升”。

　　在美國新總統要重新主導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政策框架中，中國似乎是一個重要角色。2008年10月，中國美國商會的《中國簡報》上發表了奧巴馬本人撰寫的一篇文章《貝拉克·奧巴馬主導的對華政策》。其中提出，氣候變化的挑戰要求美中兩國立刻行動起來，將雙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我們是當今世界兩個最大的石油消費國，也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雙方的合作能夠樹立典范……”

　　“無論是從國內發展還是從承擔國際責任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希望與美國合作。”劉學成對于綠色伙伴關系的解釋是：中國愿意提高能源利用率、減少污染，希望美國提供技術；不是只給落后的技術來打開中國市場，謀求利益，而是轉讓先進的技術。“合作不是單方面的積極，而是要共同推動。”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是對前4個關系的總結，同時它也表達了另一層意思——中國推動亞洲合作，而對于美國提出的亞太合作，同樣積極參與。這一概念釋放的信息是，盡量避免華盛頓產生北京要在亞洲主導、排擠美國的錯覺，同時，亞洲合作與亞太合作可以相互鞭策。當然，這其中也涉及到臺灣問題、東北亞安全合作等事務。

　　2008年11月23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秘魯首都利馬參加APEC第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首次提出，將對亞太自由貿易區等設想作為遠景目標開展研究。“連亞太自由貿易區都提出了，更何況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了。”劉學成如是說。

　　對于中方的報告，劉學成介紹道，目前已經完成，正待與美方部分匯編成冊，隨后送至華盛頓。“中美雙方共同向奧巴馬的外交班子提交報告，這樣的項目到目前為止是唯一一個。”

　　關于奧巴馬對華政策定位的判斷

　　實際上就在準備“期望清單”的同時，劉學成也在撰寫另一份調研報告——“正確解讀奧巴馬的對華政策”。該報告目前也已經完成。

　　“伙伴關系是推動中美關系發展的方向，但這背后的實際問題是，奧巴馬上任前期對中國的挑戰還是很大的。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背景，有了這種判斷，我們才提議建立伙伴關系。”

　　劉學成告訴《環球》雜志，奧巴馬政府在上臺伊始仍有可能把中國定位為“競爭者”。

　　2007年4月，奧巴馬在民主黨初選的首次辯論中說，“我們必須向東看，因為世界的重心正逐步向亞洲轉移……很明顯中國正在崛起，這還會繼續下去。”但談到中美關系時，他表示，“他們(中國)既不是我們的敵人，也不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是競爭者。”

　　此后，當年7~8月號的美國《外交》雜志上刊登了奧巴馬的文章《重振美國領導地位》。當時這位總統競選人在文中寫道：“我們與中國在某些領域中是競爭的，在某些領域中是合作的。我們最重要的挑戰是要建立一種關系來拓寬合作，同時在合作中增強我們的競爭能力。”

　　在劉學成看來，無論是對中國的直接定位，還是談及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奧巴馬都是把競爭放在首要位置，即使是合作，其目的也是提高美國的競爭力”。

　　與此相關的是，奧巴馬把美國標榜為“解決國家”，與中國接觸、對話、合作，都是為了“解決問題”。

　　在其競選網站上，奧巴馬曾與特拉華州國會參議員、現當選副總統拜登聯合撰寫了《在美中關系中保護美國利益、提升美國價值》一文。開篇時二人說，管理美中關系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體系，并且在各個領域與中國合作。

　　但隨后他們又提出“中國操縱匯率”，并且聲稱“將使用一切外交手段來改變中國的做法”。相比之下，布什在任8年一直頂住了國會的壓力，避免將中國的匯率政策定義為“操縱”。在論及與中國進行能源合作時，該文還暗示中國海外能源開發“擾亂國際市場”……

　　2008年10月奧巴馬寫給中國美國商會的文章同樣持此論調。他先是說“雙方能夠開展建設性的雙邊合作”，然后要求中國“遵守市場規則”。在奧巴馬的眼里，“若要實現雙邊經濟關系的均衡發展，中心問題是中國必須改變其匯率政策”。他還要“做出更持久的努力來應對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

　　“很明顯，奧巴馬談及與中國合作的時候，立場就是‘美國是來解決中國的問題的’。他強調必須與中國‘合作’，意思是不合作解決不了問題。”劉學成如是說。

　　白宮新內閣的三個派別

　　劉學成把白宮新內閣分為三個派別，認為他們之間以及他們與奧巴馬的關系，也將成為對中國的一個挑戰。

　　2008年7月31日，五角大樓公布了由美國國防部長蓋茨簽發的新版《美國國防戰略》文件。報告正文共23頁。包括前言、簡介、美國的戰略環境、戰略框架、國防部需要的能力和手段、管理風險以及結論等7個部分。

　　在這份報告中，中國不再被定義為“處于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而是被視為“實力不斷增長的、有潛力與美國競爭的國家”，甚至被指為“潛在敵手”(potential adversary)。

　　“一般來說，在英語里比較籠統地談論對手用rival，對敵人用enemy，而adversary的意思則可以翻譯成‘敵手’。”劉學成說，從軍事方面也可以看出，美國同樣是把中國看作競爭者。

　　新版《美國國防戰略》也談及要與中國進行“長期的、全方位的互動”，可是它又說，“這種努力的目標是要減輕近期的挑戰，同時保持并增強美國的長期優勢”，“如果必要，我們將繼續提升應對中國的能力”。此外，它還設想了傳統安全領域的三場戰爭，其中之一便是臺海被視為未來可能的戰場。

　　雖然這份報告簽發于美國大選之前，但是其前言的最后一段寫道：“這項戰略將是美國在未來數年內取得成功的藍圖”。由于蓋茨繼續留任國防部長，在很多專家看來，這項國防戰略將繼續適用于奧巴馬。

　　向《環球》雜志談到美國新任國務卿希拉里時，劉學成回顧了上世紀90年代這位美國第一夫人對中國進行的一次訪問。

　　1995年9月，希拉里作為美國代表團名譽團長來北京參加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劉學成當時是中方服務人員，他透露，希拉里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女嬰保護等問題進行了一番無端指責，“發表完演講就走了”。

　　“希拉里如果搞‘價值觀外交’，對中國的挑戰也是很大的。”劉學成說。

　　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之前，這位紐約州參議員還是美國國會中“印度核心小組”的聯合主席。有文章分析，該組織于2004年4月成立的動因之一，就是力圖把印度的崛起轉化為美國可資利用的力量，特別是用作“對沖”中國崛起的力量。劉學成則指出，這要放到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四國聯盟”的背景中去看待。

　　同時，希拉里也是國會中“臺灣連線”的成員。這個團體由臺灣某些機構出錢，糾集了美國的一些議員在國會里面進行運作。

　　相比之下，在奧巴馬的新政府班子中，曾任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將出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他反對“中國操縱匯率”的說法；而即將就任財政部長的蒂莫西·蓋特納是亞洲通、知華派，清楚中美關系的重要性。

　　當然，目前還存在一種不確定性。在布什政府時期，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由財長保爾森代表美方談判。但是奧巴馬和希拉里作為參議員的時候就曾投票認為“中國操縱匯率”，現在二人分別成了總統和國務卿，在他們治下，有可能不讓財政部繼續負責這一機制。倘若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美方不讓專業部門領導，中美關系也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劉學成判斷，“這三個派別在對華政策上協調一致有一定難度”，可能是財政部務實一點，國防部強調地緣競爭，國務院則舉起人權大棒。“奧巴馬雖然能力很強，但畢竟只當了兩年的參議員，缺乏外交經驗，而蓋茨和希拉里都已經是老運動員了。”(記者/劉新宇 實習記者/李會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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