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強硬派不會主導日外交 中日民間需深入接觸

　　【訪談動機】

　　從9月7日日本政府扣船抓人，到9月24日的突然送還，再到進入10月以來日本政府個別官員持續發表強硬言論，這一個月，真可謂中日關系的又一個“多事之秋”。

　　而兩國民眾的情緒也隨著官方表態、媒體報道起伏不定。近日，中日兩國民眾都爆發了激烈的抗議活動。為什么兩國民眾對待釣魚島問題時如此情緒化？如何走出“對壘”的僵局？來自中國、日本和第三方新加坡的專家給出了各自的解釋。

　　【先驅語錄】

　　★日本右翼這次游行井井有條，精心策劃，基本上已完成了作為別動隊應履行的壓力集團的任務。

　　★從趨勢看，強硬派主導日本對華外交的可能性不大；但為安撫反對派、贏得選舉，穩健派也很難完全壟斷對華外交。

　　★中日要走出“民間對陣”僵局，唯有用“漢方藥”，通過長期深入接觸、相互了解達到相互理解。除此別無捷徑。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郭一娜 發自北京

　　日本右翼在配合政府

　　《國際先驅導報》：此次釣魚島事件中，日本右翼組織了包括游行在內的各種形式的抗議行動。右翼的這些行動，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本政府的對華態度？或者說，是否成為推動政府對華態度強硬的一個因素？

　　卓南生：首先要強調的，很多人把日本右翼當作一小撮有特殊政治主張的群體。根據我的長年觀察，戰后日本右翼總體而言，實際上扮演著日本保守政治勢力別動隊的角色。他們經常是成為某些日本保守政治家的急先鋒和壓力集團。與其說他們是在和政府唱對臺，影響政治，不如說他們是跑在前頭，為鷹派政治家乃至官方鳴鑼開道。在釣魚島問題上，從整個過程看，是政府走在前頭。

　　楊伯江：我們可以說當前右翼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日本政府的對華態度；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是政界勢力在慫恿和利用民間右翼。

　　淺井信雄：雖不能講影響為零，但很小。民主黨內也有“派遣自衛隊進駐釣魚島”等強硬論調，但總體上是少數派。

　　《國際先驅導報》：日本右翼是在有意識地通過這些活動，配合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對華政策嗎？

　　卓南生：從報道中可以看出，這次游行井井有條，精心策劃，基本上已完成了作為別動隊應履行的壓力集團的任務。這些行動顯然是與日本保守政客與論客偏激的言論相呼應的。

　　此次事件顯然已激發日本國內的狹隘愛國主義，為修憲作好準備工作，為修改“武器三不原則”大開綠燈。

　　《國際先驅導報》：日本政府在促成反華游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楊伯江：促成因素應當是多重，而且是相互助長的。其中，民主黨政府、特別是外交當局領導人的錯誤導向難辭其咎。外務大臣前原誠司出于個人政治利益考慮，堅持對華強硬姿態。鳩山下臺、小澤被起訴，意味著民主黨領導層新老交替的步伐加快，前原要接班首相，需要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淺井信雄：日本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即“日中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引發反華游行的背景之一，應該是日本政府希望加強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

　　須走出“民間對陣”僵局

　　《國際先驅導報》：這些反華游行，日本媒體如何報道？有何特點？這些報道會如何影響日本人？

　　卓南生：所謂右翼游行在日本社會司空見慣。但這次媒體鋪天蓋地地一邊倒主張以“毅然”態度應對中國的報道，肯定會對日本的年輕人產生影響，從而可能會促使他們對街頭的游行產生認同感。

　　淺井信雄：日本某大型媒體負責中國報道的人士表示，日本媒體對華報道的整體傾向是“吹毛求疵”。與經歷過戰爭的老一代人相比，新一代年輕人比較容易相信媒體的報道，這類日本人現在是多數派。媒體報道就是針對多數派寫的。

　　《國際先驅導報》：據觀察，游行中，除了右翼之外，日本新生代占了相當的比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比如容易受媒體等炒作的影響，歷史認識淡薄，為日落華強的復雜情緒尋找宣泄口等等。這種現象對于日本未來對華關系會產生哪些深遠的影響？

　　淺井信雄：反華游行中年輕人之所以占很大比例，與你列舉的因素都有關系。在日本國內，的確有些人對兩國綜合國力對比變化感到“焦慮”甚至“屈辱”。也有些年輕人因為就業難等現實生活壓力感到苦悶，希望借反華游行來發泄不滿。但應該看到，日本的游行數量總體上不多，應該還不具備左右整體國民輿論的影響力。對于其長期影響還需要觀察。

　　《國際先驅導報》：中國新生代中也存在與日對抗的呼聲，中日兩國如何走出民間對壘的僵局？如何有效疏導百姓情緒？

　　楊伯江：中日關系愛恨交織，錯綜復雜，現在又處于信息高度發達、民意空前影響外交的歷史條件下，尤其敏感，既有經濟合作這樣一塊“壓艙石”，也有它脆弱的一面。中日矛盾既有現實利益的沖突，也有“心理泡沫”成分，前者需要外交談判理性解決，后者則“心病還需心藥治”。中日要走出“民間對陣”僵局，唯有用“漢方藥”，通過長期深入接觸、相互了解達到相互理解。除此別無捷徑。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語稱“國交”，但從兩國國內社會的關系層面看，還遠遠沒有正常化。今后，需要著力推動中日關系從“國交”走向“社交”，即兩個社會之間的深入交往。

　　淺井信雄：應該加強民間交流。有些日本人通過第一次訪華并與中國人接觸后跟我說，“過去對中國的印象是錯誤的，是一種偏見”。也有一些在日本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跑到中國去工作。對于中國政府一度停止雙方省部級交流我可以理解，但阻止日本人和文藝界人士出席上海世博會有關活動卻不太明智。政治和民間層面可以互動，即政治層面會有各種考慮，但民間層面通過相互交流和理解最終會對政治層面產生影響。日本社會的結構就是這樣。例如，日本國內也有人不同意媒體對華“吹毛求疵”的報道方式。

　　歷史證明“強硬外交”沒有出路

　　《國際先驅導報》：有分析認為，此次釣魚島問題對中日關系的影響是深遠的。你認為，釣魚島問題是否會讓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對華政策發生轉變？

　　楊伯江：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方從背棄擱置爭議共識，到拒不承認存在爭端，直至公然抓扣中國漁民；從鳩山表示要就釣魚島問題與中方討論，到前原聲稱“一毫一厘也不會讓”，立場的倒退十分明顯。這反映了日本國內外大背景下，民主黨外交消極面的上升，其對華外交將更重現實利益、更重“安全威脅”、更重海上爭奪(處在東海南部中心位置的釣魚島，事關日本南下通道、牽制中國東出及配合美國戰略，日本更是志在必得)。“9·7事件”無疑是展示這一趨向的典型案例。

　　《國際先驅導報》：此次釣魚島事件的解決中，究竟是內閣官房長官仙谷由人提出的“柳腰外交”，還是前原誠司的“強硬外交”，會主導未來日本對華政策走向？

　　卓南生：中國希望日本退回到原來承認共識的階段，但“溫和派”(除了仙谷由人，還包括首相菅直人等)也只是被迫退回半步。他們是在守住這半步的基礎上，與中國談判。對于前原及其鷹派的壓力集團來說，如有可能，還想向前跨半步甚至一步。這兩派人馬一柔一剛，似乎是勢不兩立，但實際上是在演雙簧。

　　前原與菅直人只是戰略和所處地位的差異，不用過分夸大兩者的差異。不要誤認為兩者有本質差異。他們兩者是互補關系和戰略上的差異而已。

　　楊伯江：圍繞對華外交主導權，目前民主黨政權內部存在斗爭。但二者之間的爭奪主要還不是政治、官僚之爭，而是穩健保守派與強硬保守派之間的斗爭。從趨勢看，強硬派主導對華外交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對華交惡不符合日本的長遠利益，市場會讓前原低頭。但為安撫反對派、贏得選舉，穩健派也很難完全壟斷對華外交，而是會適度吸收強硬派的意見。特別是有突發事件發生的情況下，強硬派的影響將再度上揚。

　　淺井信雄：歷史已經證明“強硬外交”沒有出路，因此我不認為強硬外交會主導民主黨政權。但是，日本政府應該無法立即改變“當前的原則性外交”。

　　《國際先驅導報》：日本《產經新聞》15日社論稱，日本的對華態度是“怕事主義”，這只能損害日本的主權。如果日本為了避免被扣上“怕事主義”的帽子而走上和中國對抗的道路，對于日本來說更有益還是更不利？

　　淺井信雄：不應該把日本政府的對策稱作“怕事主義”，而應稱作現實主義。仙谷由人的“柳腰外交”就是以推行現實主義為目標。思考除了“釋放船長”以外還有什么辦法，這就是現實主義。

　　卓南生：日本政府對華態度并不是一個誰怕誰的問題，而是一個利益衡量的問題。即使當局想要全面對抗中國，還得思考是否對抗得了的現實問題。因為擺在眼前的現實是：這已經不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財大氣粗的日本，而是一個面對如何走出經濟低迷的日本。

　　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我們渴望看到一個穩定和平的亞洲發展環境。如何從大局著想，面對當前的困境，無疑是考驗中日兩國當政者的決心與智慧的試金石。

　　楊伯江：中日關系是多層的，矛盾也是多層的。兩國地緣相近，同處戰略攀升期，出現問題應當理想處理。中日穩定合作，不光符合中國的利益、地區和世界的利益，同樣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日本政治家(包括前原誠司)對此應當心知肚明，應當不想“大鬧”。在國內政治利益與日本國家利益的夾縫中，民主黨將在應對右翼和強硬派壓力、對華糾纏“現實利益”的同時，謀取深化經貿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小澤被起訴，使菅直人內閣去除了心腹大患，政權穩定已無后顧之憂。在這種情況下，菅直人已有條件在對華關系上積極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