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G20峰會對華變臉 從捧為救星到施壓攻擊

　　曾經捧中國為“救市主”，而今卻百般施壓并不守承諾

　　本報記者/李靜

　　握手，合影，歡談——當20個工業國的領導人齊聚“楓葉之國”加拿大時，一切都顯得那樣友好、和諧。然而，在表面的平靜背后，蘊藏的卻是冷冰冰的交鋒。

　　當地時間26日晚間，20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四次峰會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在當前世界經濟復蘇脆弱、歐洲債務危機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此次峰會與前三次相比，火藥味濃了很多。

　　一方面，美歐之間就經濟刺激政策、金融監管問題互相攻訐；另一方面，曾在金融危機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且受到西方禮遇的中國，承受了一些來自西方的莫名壓力。

　　有關專家指出，西方國家應繼續發揮風雨同舟的精神，重視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后金融危機時期發揮的積極作用，而不是一味地將國內問題轉嫁給新興國家。盡管環境變了，但“中國聲音”依然值得關注。

　　中國曾享受“救市主”禮遇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中國不但沒有在危機中倒下，還因為手里難得的余錢而被各國視為“救市大戶”。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時政部負責人全宇虹曾隨團采訪了前三屆G20峰會，無論是參加峰會的各個國家還是各路媒體，對中國代表團所表現出的極大關注與熱情，都令她印象深刻。

　　2008年，金融危機正肆虐，當年11月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一屆G20峰會，中國被美歐等國寄予極高期望。

　　全宇虹對《世界新聞報》記者回憶說，中國代表團抵達時已是夜幕降臨，走出機場一看，各大通訊社的記者早已苦候多時，為的不過就是發一則“中國代表團抵達華盛頓”的消息。與此同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要媒體均大篇幅報道了中國代表團的組成情況。

　　會議禮賓安排也可看出主辦方對中國的重視。在各種活動中，出席會議的胡錦濤主席都被安排在重要的居中位置，位列當時美國總統布什的旁邊，包括最后顯示各國地位的大合影。峰會期間，胡主席在所下榻的酒店會見了多位外國領導人，這家酒店也因此成為華盛頓引人注目的外交舞臺。

　　就連中國記者也受到了禮遇，在新聞中心，中國記者被安排在最中間的位置，可以環顧整個新聞大廳。

　　之后的兩次G20峰會也依照第一屆峰會的規格禮遇中國。2009年倫敦峰會召開前，英國組織峰會的負責人多次訪華，就峰會事宜與中國進行溝通。因為達賴問題而開罪了中國的法國，也借峰會的機會與中國重新修好。

　　如今成西方攻擊焦點

　　與前三次峰會西方對中國的態度以期待居多截然相反的是，多倫多峰會變成了西方對中國發難的場合。

　　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消息公布后，國際社會對中國調整匯率形成機制的舉措都給予了積極評價，但美歐在表示歡迎中國舉措的同時，依然強調希望看到“結果”。

　　G20峰會是討論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的多邊場合，人民幣匯率不是會議議題，但鑒于美國國內當前的政治氛圍以及美國政府推動出口增長的壓力，人民幣匯率問題恐怕不會在G20峰會上消失。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專家錢力偉對《世界新聞報》記者說，美國在峰會上提到人民幣匯率問題，更多的是考慮到國內特殊利益集團、制造商等給國會制造的壓力。隨著年底國會中期選舉的臨近，奧巴馬政府必須給國內壓力一個交代，但并不會真正給中國出什么難題。

　　美歐等西方國家一直片面地認為，全球經濟失衡主要表現在中國等貿易順差國“出口太多”。事實上，這只是西方國家試圖轉嫁國內問題的一個借口，而中國也沒有任何理由承擔經濟復蘇“發動機”的責任。在6月19日舉行的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明確表示，人民幣是中國的貨幣，這不是一個國際上討論的問題。

　　IMF改革，美歐耍心眼

　　西方國家不僅對中國提出無理要求，而且還在事關中國提升“話語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問題上百般算計。在多倫多峰會舉辦前夕，中國外交部在媒體吹風會上表示，如期兌現20國集團領導人做出的IMF份額轉讓承諾是中方關于此次峰會的一大關切。在去年9月召開的G20匹茲堡峰會上，發達國家作出了向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至少轉移5%份額的政治承諾。而此次多倫多峰會，這一承諾能否兌現受到了外界質疑。

　　據悉，根據IMF最新份額和投票權改革方案，中國的投票權將增加至3.807%，比現在3.65%的份額要稍高一些。但這一數字仍低于去年9月發達國家在G20匹茲堡峰會上作出的政治承諾。

　　事實上，美歐之間在IMF份額轉讓問題上有著各自的考量。美國希望歐洲一些小國將IMF中的份額轉移給新興經濟體。但由于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歐洲國家在這一問題上顯得顧慮重重。以希臘為例，份額的減少可能意味著該國未來在請求國際援助時將不得不更多地看德國、法國等歐洲大國的眼色。

　　盡管發展中國家在爭取IMF更多份額時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專家普遍認為，IMF的改革是必然的。北京師范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勝軍告訴本報記者，增加新興國家的份額不僅是新興國家關注的問題，同樣涉及IMF自身的變革，IMF要增加自身的影響力，同樣有這個需求。新華社國際部財經新聞采編室副主任明金維表示：“盡管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愿意自己的影響力下降，但大勢所趨的事情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適應世界經濟中心從西方向亞太，尤其是東亞地區轉移的趨勢。”

　　明金維還指出，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更需要爭取的是建立IMF份額動態調整機制，即根據IMF成員的GDP、社會發展程度、影響力等變量制訂公式，根據公式確定份額，當某個國家的變量產生實質變化時，就自動啟動份額調整。“制定這種動態調整規則對中國來說更加重要，因為只有建立了這一機制，才能避免每一次都需要經過激烈斗爭才能實現正當訴求的局面。”

　　中國作用不可忽視

　　作為金融危機爆發推動國際體系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G20峰會代表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地位的上升。然而，世界經濟緩慢復蘇后，發達國家似乎忘記了發展中國家曾經的鼎力支持。

　　有專家認為，G20原本就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發展中國家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著成為主導力量。明金維表示，在當前所有國際經濟機制和機構中，美歐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因為它們的經濟發展、金融市場都遠遠領先于發展中國家。但明金維也提到，G20之所以越來越受到人們關注，風頭甚至有超過G8(八國集團)的趨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能夠團結世界上最主要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目前雖然金融危機有所緩解，但這種同舟共濟的精神應該得到傳承。如果G20變成一個被內部紛爭割裂的團體，它的發展肯定不會長久。

　　無論是承載期待還是面臨壓力，中國在G20峰會上發揮的重要作用已經無可質疑。在20國集團的框架下，中國除積極推動世界經濟復蘇之外，還從一開始就提出應對危機進行反思，呼吁20國集團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國際社會目前形成的一些應對金融危機的共識如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加強金融監管等，均與中國的大力倡導密不可分。

　　“G20是中國成為負責任大國的預科班。”這是明金維對中國如何定位G20 的形象描述。他認為，經過金融危機和G20機制的形成，中國真正走上了國際經濟決策舞臺的中心，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學習和適應。“中國必須學會如何在多邊框架下，熟悉游戲規則，從而能夠像西方那樣，通過媒體、智庫等多方面的渠道主動設置議題，進而影響討論的方向，形成自己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