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26日電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副教授王家英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發表文章，就十年來港臺關系進行回顧并前瞻未來。全文如下：

　　自1997年中國大陸正式走向改革開放和1987年臺灣當局逐步放寬臺灣人民到大陸投資、探親和旅游之后，兩岸關系開始從原來的隔絕對抗走向快速上升的交流互動。然而，由于彼此之間的政治分歧未解，臺灣當局堅持在北京未承認臺灣為對等政治實體前，兩岸不能建立直接的“三通”(通郵、通航、通商)。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香港在九七回歸前作為英國的一個殖民地和與大陸地理文化相接相通的獨特優勢，順理成章地在兩岸之間擔當起重要的中介橋梁角色，分別與兩岸建立了緊密的互動關系。港臺互訪旅客從1987年的約29萬人次激升至1996年的超過200萬人次，當中絕大多數都是臺灣中轉香港往大陸的旅客，而港臺貿易總金額也從1987年的58億3000萬美元劇增至1996年的200億4000萬美元，當中絕大部分也是兩岸間接貿易。　

　　然而，香港的九七回歸無可避免地會對港臺關系造成沖擊，原因是回歸之后的香港已不再是一個超然于兩岸關系的英國殖民地，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是兩岸關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北京、臺灣當局和特區政府不務實處理有關改變，“后九七”的港臺關系便未必能順利過渡，甚至可能出現嚴重的倒退。

　務實處理港臺關系

　　可喜的是，回歸前后近十年來的發展，無論北京、臺灣當局和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港臺關系問題上都十分務實，盡量將香港政治地位的改變所可能引發的政治干擾減至最低，最終使回歸十年的港臺關系大體上能平穩發展，持續進步。

　　首先，在北京方面，在回歸前的1995年6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錢其琛代表國務院公開發表了后來所謂的“錢七條”，作為北京處理“后九七”港臺關系的基本政策和方針。“錢七條”的總體原則是對港臺關系發展采取政經分離的模式處理，即盡量做到維持原來港臺之間的經貿和民間交流不變，但在政治上則力求臺灣在香港的活動不會違反其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在北京的務實處理下，最終至關重要的臺港海空航權安排問題得以在回歸前完滿解決，而臺灣駐港機構也順利過渡九七。

　　在臺灣當局方面，基于其在香港的龐大利益，回歸前數年已制定“不撤退”的政策，其后并草擬和通過了“港澳關系條例”，以立法的方式，將香港與中國大陸作出區隔，使香港不受其現行的兩岸關系條例影響。根據“兩岸關系條例”，在兩岸政治分歧未能有效解決前，兩岸不能“三通”。換言之，“港澳關系條例”的立法確保了九七后的香港繼續保持“第三地”的角色，原有港臺之間的“三通”關系便不會因香港政治地位的改變而受到影響。在這種務實思維的主導下，如前所說，回歸前臺灣當局已與北京順利地解決了港臺海空航權安排問題，回歸后更逐步放寬香港居民往臺灣旅游的簽證程序，包括讓香港本地出生的旅客可以在抵臺后申辦落地簽證，為進一步改善港臺之間的交流互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至于一向講求務實主義的香港特區政府，面對兩岸當局的務實取向，其對臺政策自然更展現出務實主義的色彩。總而言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的對臺政策基本框架是根據中央“錢七條”的政經分離原則發展港臺關系，也就是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盡量防止臺灣當局利用香港推動有違“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活動，但在民間和經濟層面，則盡量加強溝通，減少障礙，提供方便。

簡化臺旅客簽證程序

　　基于這樣的務實原則，回歸第三天特首董建華便委任葉國華為特別顧問，專責溝通與臺灣的非官方交往，這樣的安排，在港英時代是沒有的。其后，特區政府亦逐步簡化臺灣旅客來港的簽證程序，2001年底更推出了網上簽證。其他積極措施還包括在2002年同意中華旅行社在香港國際機場設立分行，以更有效服務中港旅客；同年，更將港臺關系直接納入政制事務局處理，讓港臺關系朝制度化和規范化方向發展。

　　在兩岸當局和特區政府三方共同努力下，港臺互訪旅客從1997年的約200萬人次進一步上升至328萬人次，而港臺貿易總金額也從1997年的206億美元大幅上升至2006年的315億美元。有關數字所反映的回歸十年間港臺之間更趨頻繁的民間和經貿來往關系，可謂不言而喻。

　　前瞻未來，由于中國大陸的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只要目前兩岸三地政府的務實取向維持不變，港臺關系的未來毫無疑問仍有大量的發展空間。唯一的隱憂是，近年臺灣島內對“法理臺獨”的推動日趨激進，兩岸政治矛盾有加劇之勢，而作為兩岸關系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港臺關系，盡管有其特殊性，仍難免面對不少的壓力和風險。要有效化解有關壓力和風險，除了特區政府必須維持一貫的務實主義對臺政策之外，兩岸的政治和解更是港臺關系和兩岸關系走向全面長治久安的必要前提。畢竟，港臺關系不可能完全擺脫兩岸關系的發展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