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后，香港刮起了一場學習普通話的風暴，這場風暴席卷了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從電視、廣播甚至到地鐵播音，普通話無處不在。

　　回歸后，香港刮起了一場學習普通話的風暴，這場風暴席卷了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置身事外，我們甚至恍惚自己是否身處“境外”，從電視、廣播甚至到地鐵播音，普通話無處不在。以下三個小故事，講述普通話給港人生活帶來的變化。

　　香港教育統籌署負責國情教育的公務員張永雄先生，坦誠地說在回歸之初推行國情教育曾經遇到較大阻礙，但他年輕時代的一次經歷，令他終身難忘，他因此非常執著地堅持這項工作，如今可說是卓有成效。

　　一位來自內地的李娥珍老師，在香港教普通話30多年，她本人的社會地位也隨著普通話在香港受重視的不同程度而發生了很大變化，她說普通話不僅是一種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承載物。

　　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年輕時在家不愿說普通話被父母罵，在英國留學時第一次聽到中國國歌看到中國國旗，感觸良深，他于是開始在英國教華僑子女學習普通話。他形容那個時候的普通話就像是火種，很多華僑希望通過語言維續后代對祖國的感情。而如今，這火種早已成燎原之勢。

　　張永雄，香港教育統籌局公務員，1997年前，香港某中學老師，2007年在香港特區政府從事國情教育工作。

　　梁振英，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1997年前，《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秘書長，2007年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

　　李娥珍，香港樹仁大學普通話教師，上海人，1997年前在香港教授普通話，2007年，仍在香港教授普通話。

　　張永雄：今天你打開新版香港地圖，能看到語言欄里有這樣一句話：“如今，普通話在香港非常流行。”回歸后，說好普通話已經逐漸成為港人升學、就業的必要條件。在香港的地鐵、車站、公園，你隨時可以聽到普通話，香港電臺不僅開辦了普通話臺，甚至還推出了“普通話購物優惠計劃”，以鼓勵市民說好普通話。

　　張永雄：星期天我去山頂，一個講普通話的人問我纜車在哪里，我以為我自己的普通話發音很準。因為他是個男士，我就以為他問男廁，男的洗手間在哪，我就指給他看，他就笑著說不是，不是說男廁，是纜車站在哪里。

　　“只要不怕鬧笑話，包你學會普通話”，這是近年來流行在香港演藝圈的一句名言。為了出演普通話對白的影視劇，香港的演藝人士可謂費盡心機。很多香港演員來到內地最擔心的是自己的普通話在媒體面前出洋相。2003年十月，香港演藝界組成七十人的龐大隊伍，前往北京接受多位中央領導人的接見。他們一路苦練，為的就是能用標準的普通話說：“總理，你好！”

　　張永雄：有時候我說普通話，我的女兒就說，爸爸，你不要說了，你說的普通話都不是普通話，會干擾到我。她總是這么說，有時候她的弟弟，我兒子也這么說。 他說，爸爸你說的不是普通話，你不要說了。

　　張永雄女兒：有時候他叫我弟弟時就說“我兒子，我兒子。”我們也聽不懂他說什么。

　　張永雄：我的兒子跟我的女兒常常說，你發音發得這么難聽，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干擾。所以我聽從他們的，家里不說普通話。

　　香港教育統籌局公務員張永雄能說4門外語：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現在，他最想學好的是普通話。他的妻子的普通話的水平比他高很多，正在準備參加普通話標準測試。近年，港人報名參加普通話測試，常出現通宵排長隊的現象，而香港各級學校也把普通話作為一門考試科目。這一切在回歸前是不可想象的。

　　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出身出生草根階層，他的父母是山東人，他還記得小時候關于語言的困惑。

　　梁振英：我記得很清楚小時候，在家父母經常講山東話，他們一直沒有把廣東話學好，我母

　　親在世的時候，跟我太太說話，我太太是廣東人。我母親說的廣東話，我太太聽不懂。

　　上世紀40年代，前港英當局希望從中國內地招募一批警察，山東威海是他們的首選，因為這里曾是英國人的租界地，梁振英先生的父親就這樣從山東來到了香港，當了一名普通的香港警察。

　　梁振英：我的父母講山東話，我們講廣東話，他們就罵，說山東人不講山東話，將來回家怎么辦。

　　在梁振英父輩們一代的心里，香港并非久留之地，只是他們躲避天災、戰亂的棲息地。一旦時機成熟，他們或落葉歸根，或去海外發展，香港只是一個過渡地帶。梁振英中學畢業后，即在父親的鼓勵之下，赴英國留學。他第一次聽到國歌竟然是在英國。

　　梁振英：我們國家的籃球隊，跟英國西南部的籃球隊進行友誼比賽。比賽沒開始的時候奏國歌，宣布這是友誼比賽，大家一起站起來，那個時候，我很受感動，感到自己是中國人，尤其是在外國的地方。

　　很多人說，留學生最愛國。身處港英時代的梁振英先生，也是在英國，才第一次有了國家意識。

　　梁振英：西方人比較浪漫，個人主義，他們都不講他們跟國家是什么關系，但是不對，奏國歌的時候，人家站起來，人家整個態度、神情，比我們中國人要莊重。

　　上世紀八十年代，兩地經濟的落差曾使很多港人對內地有居高臨下之感。回歸前，部分港人的國家意識也較為淡漠，但當他們走到海外，往往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

　　張永雄在學生時代喜歡周游列國， 1983年，他曾前往歐洲旅游，旅游團里的成員來自世界各地。在瑞士洛桑，導游突然提出，希望旅行團的每位團員表演一個有自己國家特色的小節目，以便相互溝通。

　　張永雄：有人跳竹舞，有人唱自己國家的民歌。有人講他自己國家的一些很小的歷史片段。輪到香港人的時候呢，其實演節目也是在顯示自己的身份，香港人的國家是中國。有一個女同學就去表演，演唱香港的流行歌曲。我那個時候就想，怎么會有這種這么奇怪的感覺，其他團友很自然地將自己國家的東西拿出來表演，反而輪到香港，我想我們沒有表現出，我們的身份是中國人。

　　李娥珍出生在上海，上個世紀70年代末來到香港，從那時至今，她一直在從事普通話教學。

　　李娥珍：我媽媽陪我去買衣服，我媽媽也跟我說普通話，賣東西的人不愛理我們，后來看我們非常有誠意要買這套衣服，他就問我們，你們是不是臺灣來的。他不是看不起內地人，而是對內地一點不了解。

　　李娥珍老師畢業于上海醫科大學，來港之初，她也曾想從事大夫的工作，但前港英當局拒絕承認內地學歷。李娥珍找工作處處碰壁，為了生存，她只好靠教普通話謀生。

　　李娥珍：一個月四節課，港幣一百六十塊錢，還要上門去教。他們覺得你沒本事，每個人都會說普通話，你就來說幾句普通話，來掙點錢。

　　上世紀八十年代，愿意學習普通話的港人，大都有崇尚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庭背景。而主動學習普通話的人實際上非常有限。

　　大學畢業后，張永雄在香港的一家中學里當了老師，1982年，在一次考試時，他給學生出了一道關于1997香港回歸的題目。沒想到，他的行為遭到了校方的質疑。

　　張永雄：第二天我收到試卷，我們學校的校長，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在1997年的年份上，他說張先生，你是不是弄錯了？現在是1982年，為什么你問的問題是1997年呢？

　　1982年9 月，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與中國領導人共同探討香港的前途問題。

　　張永雄：當時中英的談判非常厲害。每天都有新聞報道。我就跟我們校長解釋， 1997年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它列在考試的試題里。

　　1984年12月中英雙方正式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一國兩制”給很多港人吃了定心丸。從那時起，學習普通話的港人越來越多。

　　李娥珍：我記得有個家庭，開始是一個孩子學，后來他媽媽讓老二也學，后來讓老三也學，后來媽媽也坐下來學。最后他們移民到澳洲去了，走的時候給我一個紅包，我拆開來一看，有三四千塊錢，那時候三四千塊錢是一般人兩個月、一個半月的工資，我就知道整個香港對普通話開始認同，這是我們需要掌握的語言。

　　張永雄：我們其中一個老師，他是法國人，有一次他問我，他說張永雄，你有沒有看過老舍的《四世同堂》。我有一點汗顏，他都看過，反而我自己沒看過。外國人都對中華文化感興趣，我就靜靜地想一個基本的問題。作為中國人，我想語言是認同教育很好的一部分，如果大家都說同一種語言，親切感就會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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