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教育：

　　天安門看升旗是最好國情教育

　　在擔任廉署專員之前，羅范椒芬作為一位女高官，就已經在香港有很大的名氣。她最為人熟知的是，用了漫長的八年時間來推行一項困難重重的教育改革。

　　記者：在教育部門工作時，你一直很積極地推行國情教育，為什么會如此重視？

　　羅范椒芬：我上個世紀90年代曾經去清華大學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國情培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一個人口專家和我講，中國每一年出生的嬰兒數量就等于澳大利亞整個國家的人口數。十幾年了，我都記得這個比喻。香港是彈丸之地，內地的東西部為何差異這么大？香港人只從自身出發很難理解。香港的年輕人只有了解國情，才能理解到國家這么大，為什么有些政策是這樣定的。

　　記者：年輕人參加國情教育之后，有沒有轉變呢？

　　羅范椒芬：有好大好大的轉變。我們在一個小學里設立了一個國民教育中心，專門講國家的基本國情和知識，全年都被訂滿了。我在教統局時，也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過很多次國情教育，效果非常好。帶年輕人去航天中心、奧運中心，他們看到都感到驕傲，回去之后大家還要討論、反思。回來后，學生們和我講他們的收獲。我發現，去天安門看升旗永遠是最好的國情教育。青年人其實是理性的，講給他聽，他就會理解國家。

　　記者：在教改時，對香港歷史教科書的改革也引起了爭議，當時是怎么回事？

　　羅范椒芬：2002年，我們推出了教改藍圖，希望歷史書可以涵蓋中西方歷史，不僅要有縱向的記錄，也要有橫向的、同時代的比較，傾向于比較歷史學。比如清朝閉關鎖國時，世界上其他國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希望學生可以看世界，而不是只看自己。但當時，教中國歷史的老師怕這樣修改后，會沖淡學生的民族意識。但我認為，民族意識應當通過國情教育等方式加強，讓學生有種認同感。

　　我希望學生可以多角度地看問題。我覺得部分香港人太單一地看問題。當一個地方資訊越發達，當言論越自由，更加要培養青年人多角度思考問題、獨立分析問題的能力，否則就容易被誤導。

　　關于個人：

　　曾是烹飪高手多年沒做家務

　　羅太正式遞交了辭呈，但是她在公開信里說，自己是“關掉一扇窗，打開一道門”，她為自己的公務員生涯畫上句號，卻又同時展開了人生另一篇章。從事了多年的教育工作，仍是她心底最向往的未來。

　　記者：以前在教統局，你的形象很親切，到了廉政公署是不是有很多人怕你？

　　羅范椒芬：不會，我性格是很直爽，但對人、尤其是年輕人還是很溫柔的。(笑)

　　記者：在過去十年中，你的直爽性格也曾帶來一些麻煩。有否想過改變性格？

　　羅范椒芬：干嗎變化？我要保持自我。我的座右銘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于心。我比較坦率，但不是無理。我的性格也許不適合做官員，但我做公職，就要有原則，要為公眾利益。我以前的上司教過我：對待那些位高權重的人不能阿諛奉承，也要講真話；做事要大公無私、不偏不倚，不能畏懼權勢。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立場。我的父親是很正直的人，也教我做人要正直。我的原則性很強，可能有的時候不會妥協，會影響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可能原則和現實之間需要妥協。

　　記者：十年來，你身上的風波不斷，如2006年年初的“倒羅潮”和最近的教院風波。

　　羅范椒芬：每次風波過后，我都收到更多的支持信。這些市民寄來的支持信，是我最寶貴的財富。至于家人，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支持我。

　　記者：在政府辛苦工作這么多年，又經歷這么多，家里人會不會有意見？

　　羅范椒芬：投身教育界的時候，我的兩個孩子都已經到國外讀書，不用照顧他們，所以才有更多的時間放到工作上。我的先生是醫生，一直都很支持我。我很多年沒做家務了，以前還是烹飪高手，不過已經十幾年沒有下廚了。現在太累了。

　　記者：下一個十年有什么打算？

　　羅范椒芬：我服務香港三十多年，退休后真的希望為國家做點事，希望為青年人做點事，給他們廣闊的視野、正確的價值觀。教書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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