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有一個內地社區服務的“第一中心”——荔灣區逢源街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務中心。這個由香港鄰舍輔導會與荔灣區逢源街道辦事處合辦的康齡中心，近10年來共組織了大型的社區活動1350多次、提供居家養老服務6922次、組織了1000人建成10支志愿者隊伍……

　　事實上，廣州與香港在社會慈善事業及社區服務上的交流，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昨日，我們講述了廣州一位區級民政官員到香港取經并回到廣州建設社區的故事。今天，我們將介紹5名長期在廣州開展社區服務工作的香港和廣州社工，通過他們親身帶動和經歷廣州社區服務建設的過程，讓讀者更直觀地了解兩地在這方面的差異與交融。

　　杜敏(香港)

　　見證“第一中心”的成長

　　“當這里還是一棟破房子的時候，我就開始參加建設了。連一張座椅、一張紅木桌子、一件裝飾品是在哪里買的，我都說得出來。”香港鄰舍輔導會資深社工杜敏坐在荔灣區逢源街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務中心內，舉目四顧，臉上笑意叢生。

　　荔灣區逢源街道辦事處與香港鄰舍輔導會合辦的這個康齡中心，可以說是目前中國內地社區服務的“第一中心”，也是與國際同步的社區服務中心。一組枯燥的數字，可以有力地說明它的地位：自從1998年5月投入服務以來，康齡中心組織大型活動1350多次，共參與人次20960人次；提供居家養老服務共6922次；社區教育共舉辦90多次，有12078人次參與；長者支援服務舉辦了90多次，1500多老人受惠，探訪共計27613次；組織1000多人建成共10支志愿隊伍，舉辦志愿活動及培訓305次，參與志愿服務共計11920人次，服務時數達43934小時。

　　由于社區服務工作做得好，國家總理溫家寶、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廣州市長張廣寧都曾“慕名”前來逢源街道和康齡中心參觀指導，并無一例外地給予高度評價。

　　最近幾個月，杜敏到廣州康齡中心來的次數更加頻密，幾乎每周一次。“其實工作是由我自己安排的，如果在廣州工作不開心，我完全可以不必常來。”杜敏坦率地說。而這么多年來，她在這里所感受到的快樂的熱度沒有絲毫減退：“因為廣州人人情味很濃，我和大家在一起很溫暖、做得很開心！”

　　“毫無疑問，香港回歸是一件好事情。”杜敏說，她在組織香港年輕人到廣州社區服務機構參觀時發現，回歸后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大大增強，渴望了解內地的愿望也更強烈。“我們希望繼續發揮橋梁作用，通過社區服務活動推進兩地的深入交流。”

　　董志發(香港)

　　社區服務就是“助人自助”

　　香港鄰舍輔導會總干事董志發，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就與內地合作，為主管社區服務的部門講課和做培訓。改革開放后，兩地來往愈益頻繁密切。1996年，逢源街黨工委書記王輝參加由市民政局和鄰舍輔導會合辦的培訓班，由此認識了董志發。當討論起建設老人社區服務中心這一話題時，一方有需求、有熱忱、另一方有資源、有經驗，于是兩者一拍即合。

　　廣州有天時地利人和

　　為籌建康齡中心，董志發仔細考察了逢源街的相關情況。這里雖然已有一些長者服務點，但設置和內容不夠充實。董志發同時發現，逢源街耀華社區的環境十分宜人，大宅幽雅，小巷悠長。“它們都是鄰里式的西關大屋，不同于高樓大廈的垂直式居住，很便于老人家串門聊天”。

　　逢源街優越的先天條件讓香港方面備受鼓舞。恰巧此時，在耀華社區擁有一間祖傳西關大屋的凌姓香港警司，打算把祖屋無償借給逢源街使用。就這樣，天時、地利、人和俱全，康齡中心很快便順利建成。逢源街將街道計生辦的年輕工作人員黃郁雯調到康齡中心，鄰舍輔導會則派出高級職員杜敏擔任中心督導，并專門聘用一名資深社工李濤常駐中心。

　　從“領導”到“董生”

　　香港鄰舍輔導會是一所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注冊非牟利(慈善)機構，其資金來源主要依賴民間籌款。據粗略計算，自1998年與逢源街展開合作以來，鄰舍輔導會平均每年投入康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經費達到近16萬元，占自身所獲籌款總數的約六分之一。而最近建立的華林街鄰舍綜合服務中心，更接受了鄰舍輔導會20萬元的資助。而這些在香港鄰舍輔導會總干事董志發看來，每年撥出占總收益的六分之一對廣州進行援助，絕對是“物有所值”。

　　1998年康齡中心開幕式上的一個細節，至今讓董志發記憶猶新。那天當他和李濤到達現場時，負責接待的老人家們一口一個“領導”，喊得恭恭敬敬。“在香港，別人都是叫我'董生'、叫李濤'李姑娘'，從來沒有人會叫'領導'”，說起當日的場面，董志發樂不可支。

　　后來，隨著雙方接觸的深入，老人們也改口稱呼“董生”和“李姑娘”，越叫越順口。再后來，當中心舉辦活動，宣布嘉賓名單時已經不分地位“尊卑”，而是按照年齡排序，把中心老人列在街道領導之前。“10年來，逢源街和我們一起進步。可以看出，整條街道的氛圍是越來越寬松，街道領導與居民的關系也越來越緊密。”董志發說。

　　廣州老人照顧香港社工

　　有一次，杜敏的同事李濤在廣州工作期間生病了。不少老人家聽說后，趕忙抓藥、熬藥給她送去，就像對待自己親生女兒一樣。董志發很感慨，“香港社工和廣州老人的關系能達到這一步，可以說是'水乳交融'。”

　　董志發不止一次地表示：只有因應本土需求，結合香港經驗和廣州特點，才能令社區服務在這里生根發芽。而在他看來，當廣州社工領會到社區服務的精神時，這項工作才具備可以滋養它蓬勃發展的土壤。董志發認為，“社區服務的精神，便是'助人自助'。”[page title=]

　　梁秋莎(香港)

　　工作在廣州首個港辦服務點

　　實際上，早在香港回歸之前，逢源街就誕生了全廣州第一個由香港機構開設的社區服務點。1997年3月8日，這個特別的日子里，一個不尋常的服務機構——逢源街“穗港及海外婚姻家庭輔導服務中心”正式成立，吸引了眾多境內外媒體的極大關注。該中心由逢源街道辦事處和香港國際社會服務處合辦，為成員分隔內地與香港、海外的家庭提供社會服務。

　　10年來一直傾力處理中心接收個案的香港國際服務社資深社工梁秋莎表示，中心選在香港回歸前夕開辦，是因為“回歸前就看到了這種服務需求”。 隨后不久，香港國際社會服務處與廣州市婦聯合作，開辦了市一級的“穗港及海外婚姻家庭輔導服務中心”。2003年，第三家穗港合作的社區服務中心——逢源鄰舍展能中心投入使用，為智障人士和精神病康復者提供“以人為本”的整合服務。

　　同年，逢源街再與香港國際服務處攜手，開辦了穗港青少年服務中心，專為小學三年級至初中三年級的青少年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和服務。值得一提的是，中心從一開始就特地聘用當年從中山大學政務學院社會工作系畢業的李伯平擔任專職人員，他在這里與國際社會服務處的社工并肩作戰。

　　記者還獲悉，今年6月28日，荔灣區華林街與香港鄰舍輔導會合辦的“華林鄰舍綜合服務中心”將正式啟用。

　　何幼軍(廣州)

　　居委人員轉型“港式”社工

　　逢源鄰舍展能中心主任何幼君，之前是社區居委的專職人員，對“社工”幾乎一無所知。開始學習與智障人士相處的方法時，香港社工傳輸的觀念更是讓何幼君困惑：譬如帶智障人士去坐公共汽車，社工該做的不是代勞付車錢，而是提醒他們把錢塞入錢箱。“對待智障人士，不是應該盡量給予幫助嗎？為什么反而教我們不要幫那么多？”

　　“我只是社工”

　　和廣州其他街道一樣，過去逢源街道為智障人士開設的康復訓練點稱作“工療站”，“就是請一個退休阿婆，坐在一邊看著他們折信封。會折就最好，不會折就拉倒”。被派到香港考察學習時，何幼君見識了香港的“折信封”：在那里，社工們是手把手、分步驟地教學員們如何折信封。“只有教會了他們怎樣折，我們的工作才有意義。”香港社工如是說。此次觀摩之行，讓“助人自助”的種子在何幼君心底悄然生根發芽。

　　展能中心成立后不久，來了一個30多歲的男學員阿軍(化名)。除了智障，他還患有痙攣，并且只能“咿咿呀呀”地發出聲音而不會說話。何幼君經過細心觀察發現，阿軍是具備語言能力，只是不敢開口講。摸中癥結后，何幼君對癥下藥，時時處處鼓勵他開口講話，哪怕只是簡單的詞語、不成形的句子。

　　沒有人想到，原來阿軍有著驚人的美術天分，其畫作讓專業畫家也為之傾倒。于是何幼君把阿軍的畫作放在中心展覽，甚至拿去廣州大學城展出。隨著點點滴滴的鼓勵和贊美，阿軍的自信心積累起來了，從而鼓起勇氣開口 講話。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如今他已能夠用簡單的句子來表達自己。

　　因為這件事，有人稱何幼君為“語言治療師”，卻立即遭到她的“嚴肅糾正”：“我只是社工，我的工作是為智障人士提供服務，幫助他們重獲信心、享受更豐盛的生活。”

　　組建“智障人士義工隊”

　　而在鄰舍展能中心，語言障礙患者從連詞語都不會講到說出完整的句子，肌肉癥病人從無法站立到雙腿有力地行走，智障女孩從不懂得男女交往之禮到大方“識男仔”，每一個學員的康復故事，都是這里的一頁“威水史”。更“威”的是，展能中心還組建了一支全廣州獨一無二的“智障人士義工隊”。去年植樹節，這幫義工就參加了荔灣區的義務植樹活動，和其他健全志愿者一起勞動，全程毫不遜色。

　　深深認識到“助人自助”的何幼君，不但教會學員們自助，如今還使他們力所能及地助人、回報社會。“中心的學員，在家里能做飯給父母吃，在公交車上會讓座。這些小事，可能很多健全人也做不到。”何幼君無比驕傲。

　　黃郁雯(廣州)

　　從按行政指令到言傳身教

　　現在的文昌鄰舍康齡服務中心主任黃郁雯，過去是逢源街道辦事處的計生專員。“那純粹是行政指令性質的工作，”黃郁雯說，“居民來辦證，就按照相關規章去做，我們根本不用多加操心。”1999年，黃郁雯被調到康齡中心，在杜敏和李濤的指導下邊工作邊學習。

　　不久后，李濤交給黃郁雯一個任務：為一群七八十歲的孤寡老人辦一個乒乓球班。球桌擺好、球網架起來，再把老人拉到活動室，乒乓球班“開課”了。黃郁雯硬著頭皮把兩個學生推到球桌旁，對他們說：“你們兩個開始打吧”，然后自己束手無策地站在一旁。結果，兩位老人無奈地打起了“滴滴仔”。

　　眼看局面尷尬，在旁“觀戰”的李濤不得不出手相助。只見她走到老人身邊，手把手地教他們，一招一式、不厭其煩。等老人摸著了一些門路，李濤就鼓勵他們嘗試對打，一邊看一邊大聲鼓勵：“這球打得好！”“就這樣，繼續努力！” “教學”方式一改，氣氛陡然不同，不少原先只打算看熱鬧的老人家都躍躍欲試。

　　對黃郁雯來說，“乒乓球事件”是一個“慘痛教訓”，卻更是寶貴的一課。“過去，我的工作就是告訴居民'你要做什么'；但成為社工、不再有行政權力之后，我就必須從對方的角度來考慮，想方設法吸引服務對象來享受我們提供的服務。”

　　去年，康齡中心成功舉辦了一次“長者運動會”，吸引了超過200名“運動員”參賽，當中年紀最小的60歲、最大的91歲。運動會后，老人們像小孩子似的拉住黃郁雯，七嘴八舌地說：“這個運動會辦得好正啊，明年你要繼續辦，我們還想參加！”

　　黃郁雯深懷感觸地總結說：專業的社區服務，就是最大程度的以人為本，就是“既要貼身、更要貼心”。(林峰、黎詠芝、杜翠、郭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