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掉“the”打破了議程問題談判僵局
雙方一開始就陷入了有關議程問題的爭論。
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認中國對香港整個地區的主權，然后進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穩定繁榮與移交主權等技術性問題。英方認為談判不應該有任何先決條件，主權問題只能作為更廣泛、更具體的一攬子交易的一部分來加以討論。這樣經過5輪、6輪商談，一直就在這個問題上兜圈子。
小平同志是1982年9月和撒切爾夫人講的，兩年為期。到了1983年春天，過了六七個月，議程問題還沒有解決。
此后，撒切爾夫人終于在柯利達等人的勸說下召開緊急會議。1983年3月，撒切爾夫人致函中國總理說：“如果中英兩國能夠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達成協議，而這些安排既能保證香港今后的繁榮和穩定，又能為中國方面，也能為英國議會和港人所接受，我就準備向議會建議，使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比過去的態度總算是有所變化了。
中方立即提出了實質性談判的三項議程：主權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還是不同意，只同意先討論1997年前后的安排問題，不同意在議程中出現“交還香港”或“主權移交”一類的字樣。這樣一來，議程還是僵在那里。
柯利達覺得這樣下去不行。我當時是主管西歐的部長助理，我記得那是個夏天，大概是7月，他專門約我到他官邸共進午餐。喝咖啡的時候，他說：他非常著急，議程問題到現在還談不下來。我們是用中文寫的稿子，第三項議程就是“香港主權的移交”，英文是th e tran sfe r o f so v e re ig n ty 。柯利達跟我講，雙方還沒開始談判，如果用這種表達，就等于說英方已經承認了主權必須移交。因此，他建議把冠詞“the”改成“a”。我當時想，用“a”就很不確定了。我跟他說：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沒有冠詞的問題。柯利達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這樣定了。
西歐司的一位官員吳吉平后來到美國留學，在他寫的《香港會談風云錄》描寫了這段故事：“這樣的細微差別，中文里是沒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戲，實際上包含著中、英兩方的不同立場。”
之后，我和柯利達就第二階段談判的議程達成了一致意見，決定先談1997年后的安排，再談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談“關于主權移交事宜”。議程問題解決之后，雙方商定于7月12日開始正式舉行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第二階段會談的第一輪談判。談判在北京臺基廠頭條3號舉行。
會談的時間和地點本來是保密的，但是來北京采訪中英會談的大批香港記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駐華使館門口，一看到使館的車隊開出大門，就搭乘出租車窮追不舍。他們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價要司機闖紅燈。會談地點就這樣被記者發現了。
中方由姚廣任團長，英方由柯利達大使任團長。當時，大致每月舉行一輪會談，每輪會談時間為兩天。
姚廣在前臺，我在后臺，我參與了談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達進行私下的接觸和磋商，但是沒有參加正式代表團。
放《火燒圓明園》時，只有英國使節沒出席
英國人從一開始就玩弄“三腳凳”。本來是中英談判，英國侵占了中國領土，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談判。但是英國想把香港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拉進來，使談判形成2∶1的形勢。“三腳凳”就是想“以華制華”。他們想拿香港來否定我們，但我們立場堅定，英方沒有辦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還制造所謂的“民意”，配合會場上的斗爭。有些報紙整天發表文章，說：我們香港人歡迎英國繼續統治，中共來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毀滅，諸如此類，要英國人不能讓步。港督尤德這派人物尤為積極，幾次策動由兩局議員單獨組織的代表團到倫敦向英國政府“請愿”，要求英國政府“不要對中國作太多讓步”等等。
他打“民意牌”，我們也應該動員輿論。所以那一時期，《人民日報》發表了很多文章來進行反擊。碰巧當時我們拍了電影《火燒圓明園》，我記得好像是外交部組織各國使節去看。英國大使館的人很敏感了，他怕自己下不來臺，就沒有出席。
6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出席六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的港澳人大代表、港澳政協委員時又詳細談了香港問題。這次談話著重講了“50年不變”和“要在過渡時期中培養治港人才”的問題。
小平同志在這一段時期，屢次親自直接出面做工作，穩定民心。
這時，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國人還打“經濟牌”，有意地制造恐慌。香港資本主義金融市場是很敏感的，所以物價開始飛漲，老百姓去搶購日用品，港幣直線貶值。
本來英國人是想拿這個壓我們，但我們的方針是，你搞你的，我們不為所動。結果1983年9月24日出現了個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動蕩，港元大貶值，弄得他們自己倒慌了手腳。
英方的幾招都行不通，我們的態度又比較強硬，用柯利達書中的話來講：“中國固然希望得到經濟上的好處，但不會為了香港繁榮這個經濟方面的考慮，而犧牲收回主權這個民族的和政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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