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鳳凰衛(wèi)視“鏘鏘三人行”縱論天下大事小事，他在香港商業(yè)電臺一臺采集百姓聲音，他在“開卷八分鐘”將深奧的學問“翻譯”給大眾，他是11份報刊的專欄作家，他是香港特區(qū)政府環(huán)境保護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他相信，一個人跨界越猛烈，能量就越大。

　　17歲的專欄作家

　　1971年，梁文道剛出生4個月，就被抱去了臺灣，在那里一直長到初中畢業(yè)。彼時臺灣很多幫派，文道14歲時，認了十八九歲的大哥，跟著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賭啊，當然也有打架。兩群小混混約好了時間，到某個中轉(zhuǎn)車站碰頭。車站旁正好有個書店，若是到得早了，梁文道便閃進書店，邊看書邊等。時間一到，嘴里吼著“你們找死”，就拿著棍棒沖出門去。

　　臺灣的小混混不讀課本，不等于不讀書。事實上，梁文道開始讀川端康成，就是老大推薦的。他本人更中意哲學，初一就開始讀殷海光，讀胡適，讀羅素。

　　初中畢業(yè)后，“沒有高中愿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

　　1988年，17歲，高三。他已是左派先鋒青年。因為在臺灣受了太多“忠黨愛國教育”，又在天主教學校念書，回到香港這個自由社會，見到三方觀點，“你過去對‘國家’的觀念、你的整個歷史觀，就崩潰了”。

　　于是開始讀馬克思，搞小劇場，去“歧視女性”的選美會抗議。總之，“有很多意見”。有人對他說，你那么多意見，就自己寫點東西啊。家里一直訂《信報》，便給《信報》投稿，反駁某位評論家的劇評，兩星期后，稿件見報。

　　投到第三次，編輯打電話來了。“那些文章都是先有初稿，再謄改一遍，寫字一小心，字體就像女孩子，所以呢，編輯打電話問我媽，請問梁文道小姐在嗎？”

　　母親解釋了一下，說，“他上學去了。”“教書去了？”“不，他念書。”“哦，念大學？”“念中學。”

　　17歲的梁文道就此走上專欄作家之路。

　　香港商業(yè)電臺臺長

　　在他和林奕華這樣的文化人眼里，香港是一個高度同質(zhì)化的商業(yè)社會，“(文化產(chǎn)品)滿盤皆贏，或者滿盤皆輸”。2002年，他曾入主香港商業(yè)電臺一臺，由小眾而大眾，一年多后卻因“理念不合”，重返邊緣。

　　“我的朋友蔡東豪，當時商業(yè)電臺的總裁，跑來牛棚找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做臺長。我以為他開玩笑，我從來沒有一天在辦公室里坐下來打過工，你讓我不只坐辦公室，還要做管理，不只做管理，還要管一個電臺，不只管理一個電臺，這個電臺還是全香港收入最高影響力最大的電臺，電臺有幾個大名嘴，比如鄭經(jīng)翰，號稱香港10點前特首，你讓我管這一幫人……

　　“后來他又找過我?guī)状危�用了ultimate exposure(終極曝光)這個詞，意思是說，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像你這樣的文化人可以打進主流社會，在主流電臺里實踐你自己的理想。”

　　他同意了。“非典時期，我派記者去火車站，去的路上，找老百姓說話，問他們，你有什么話最想告訴其他700萬人？只錄30秒，然后在新聞短訊的前后播放。一天下來，你可以聽到上百個普通市民對這個社會的想法，都是沒過濾的。”

　　“也開了一些文化和讀書節(jié)目，找香港才子陶杰開了一個節(jié)目叫‘光明頂’，想幫香港人改變一下思考方法。還有時事節(jié)目‘風波里的茶杯’，香港主流社會相信新自由主義嘛，我就請一些左翼知識分子談經(jīng)濟政策，故意來把它弄亂一下。”

　　你做的事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就越多

　　內(nèi)地觀眾認識他，多是通過“鏘鏘三人行”，但他的“身份”，顯然遠遠不止竇文濤身旁那個侃侃而談的“知道分子”——

　　11份報章的專欄作家；一家中學——香港兆基創(chuàng)意書院的文化顧問；香港特區(qū)政府環(huán)境保護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負責給人家撥款搞環(huán)保”；香港兩個劇團的董事局成員；擁有一個名為“上書局”的小出版社，“出一些簡單的小書，也編一個雜志，我是編輯，也是社長”；香港有線電視一個周播時事評論節(jié)目的主持人，“沒有時間，就快不做了”。

　　當然還有“牛棚”。2001年秋天，梁文道攜志同道合者，進駐位于香港土瓜灣的一個被棄置的動物檢疫站，開辦“牛棚書院”。書院不提供學歷、文憑或者專業(yè)資格，只為在大學教育的專業(yè)導向之外，開闊學生眼界。

　　“我夢想有一天，隨便和一個雜貨店老板攀談，發(fā)覺他喜歡研究汪精衛(wèi)；或者一位中學生說，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人們把追求知識當作嗜好，沒有特別理由，只為‘好玩’、‘過癮’。”開辦3期后，他對來采訪的《亞洲周刊》記者說。

　　2005年，牛棚書院因經(jīng)費原因宣告停業(yè)，最新的消息是，“我會把牛棚搬到兆基創(chuàng)意書院去，讓它晚上開夜課。這個暑假，牛棚就會重新復活。”

　　此外，還要參加各種社區(qū)運動、古籍保護運動，有時作站臺講話，有時在后面出謀劃策——如何在媒體上搶到發(fā)言陣地，等等。

　　“我沒見過像他這樣消耗生命的人。”他的朋友、香港傳媒人潘詩韻說。

　　梁文道卻一點也沒有停下來或者慢下來的意思。“我覺得我會死得很早，因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這些事都是我應該干而且能夠干的。你越界越多，你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兒。答案是：你做的事兒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兒就越多。”

　　我最主要的觀眾是我這樣的人

　　他坐在北京西北三環(huán)的一家咖啡廳里，仔細卷著煙絲，然后——借用他同事的描述——深刻地吸著。“很多人認為我看很多書，我想說的是，我只是達到了一個正常水平而已。”

　　他訂閱英國人文雜志PROSPECT，今年1月該雜志評選了2007年最被高估和低估的文化產(chǎn)品，參與評選的幾十位多數(shù)是媒體從業(yè)者，“你看那些人，很嚇人的。比如評選去年最被低估的書，一個BBC的記者選的是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的巨著《世俗世紀》，800多頁，這表明他的閱讀范圍到了那兒。應該有一個相當廣泛的涉獵，這是我心目中一個做媒體的人，或者在媒體上發(fā)表意見的人應該達到的水平。”

　　他曾把自己定位為“買辦”，要把封鎖在學術著作里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觀念“翻譯”給普通人，“開卷八分鐘”就是他的一種嘗試。

　　年初，臺里一度想請于丹代替他主持這個節(jié)目，以吸引“更加主流的觀眾”，結(jié)果沒談成，已經(jīng)在“文道非常道”上投入大量精力的他，又回來兼顧。“同事告訴我，我的節(jié)目，網(wǎng)上下載視頻看的多過看電視的。我覺得我的觀眾都是一小撮，和那些廣告商喜歡的、坐在電視機前等著節(jié)目開始的觀眾比，是兩代人。”

　　他想象自己的觀眾，“是做媒體的人，教書的人，文化人，讀書人跟學生。對，我比較針對這些人說話。”頓了一下，又笑著“糾正”：“我最主要的觀眾是我這樣的人。”

　　“我做時事評論也是這樣。有的人做評論，像國師，都是政策建議，當局應該如何考慮。但我很少這樣。這是一個小眾群體，我在這個群體里跟大家對話，或許我們這個群體以后會做更多的事情，改變更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