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日電 香港大公報1日一篇署名“王師北”的文章《文風瑣議》指出，文風敗壞，表現多端。單說一種滿不在乎型的，明明自己不懂，偏要裝懂，結果邏輯混亂，語言失范。

　　如下是該文主要內容：

　　先看報刊文風。《人民日報》2007年2月5日報道全國報刊邏輯語言應用病例有獎征集活動，說2000多家報刊被挑出的無可爭辯的語言邏輯差錯，有14883處。以2006年7月14日出版的四份中央級報紙和24份省市級報紙的1至8版正文為例，邏輯和語言應用方面的病例有1289個，平均每份報紙46個。中新社更透露說，有一份報紙錯誤竟高達184個，平均每版23個。有專家說，問題的嚴峻性到了“令人瞠目結舌、不可容忍的程度，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嚴重的階段，恐怕也不為過”。

　　記者編輯筆下發生的這些問題，原因之一，就在不懂裝懂。2006年5月26日《光明日報》有王蒙一篇文章《從‘乖戾’說到‘你家父’》，說到他的一次經歷。在當年舉行的政協委員記者招待會上，王蒙說“要講愛心，講親和，講謙恭，講禮義之邦，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用善良美好的情操和信念，代替與人為惡的浮躁乖戾”，一家媒體在報道發言摘要時，將禮義之“邦”改成禮義之“道”，將“乖戾”改成“乖僻”。王蒙說：“我有點胡涂。‘禮義之邦’是一個熟語，是中華古國長期以來的自詡之說，是常用語，不過近年來用得不太多；‘禮義之道’的說法則相當生僻乃至‘乖僻’了，想來我不太喜歡這樣生造詞語。‘乖戾’與‘乖僻’的差別就更大了”；“想來想去，這位青年記者或編輯，可能壓根兒不知道那被改掉的兩個詞兒。唉，叫你說什么好呢？”其實，不知道“那被改掉的兩個詞兒”有什么關系呢？手頭有詞典，查一下就行。手頭沒有詞典，向別人請教一下也行。或者，慎重其事一些，請王蒙本人看一看，這個問題不就解決了么？問題就在于不想這樣做。隨手一寫，對也好，錯也好，讀者都將記在您王蒙名下，我何苦去費這個心，勞這個神？

　　對自己不懂的詞，用起來卻膽大得很，正應了“無知者無畏”這句老話。不僅王蒙批評的那位“青年記者或編輯”是這樣，還有更高級的例子。《中國青年報》2006年6月21日有王麗一篇《語文丟失了什么》，文章說：“最近，筆者看到上海復旦大學外文學院院長陸谷孫教授的一個講座發言稿。其中提到有一位博士生導師，寫了一部關于語言學的理論著作送給他，扉頁上恭敬地寫著‘陸谷孫教授扶正’。陸教授哭笑不得。因為‘扶正’一詞本是指舊時人家正房太太死了，將下面排序最靠前的小老婆轉為‘正房’，才叫作‘扶正’。這位作者本來的意思是請他‘斧正’。令人遺憾的是，鬧出這種笑話的居然是一位語言學教授，而且還是博士生導師！”

　　名人不懂裝懂，往往要出洋相。熱心人指出錯誤之后，得到的常常不是感謝，而是惡言相向。自己明明錯了，卻既不認錯，還不準別人批評。2006年3月21日東方網林帆的文章《望文生義說漢字》，說到一件“紛爭”：“那是出自一位名家筆下的平常之誤。其文有道是‘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也許是一時疏忽吧，‘致仕’一詞不意反其意了。偏偏被一位高手逮個正著，提出批評；作者不買賬，弄得差點下不了臺。”出錯的名人常常就是這樣橫蠻無賴。這種風氣影響極壞。什么嚴格自律，努力為社會奉獻優質的精神產品；什么從我做起，為營造珍視母語、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的社會環境略盡綿薄，往往就被這種橫蠻無賴的行為抵銷得無蹤無影。

　　李國文曾在《中華讀書報》撰文說：“凡偉大作家，根本不在乎什么行文錯誤，也不在乎什么批評。”用余秋雨的名言說，就是：“多大事啊”！中國現在流行的“偉大作家”多矣，不幸的是，他們最“偉大”的地方從來并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恰恰是“根本不在乎什么批評”。文壇如此，媒體也如此。這大約正是文風敗壞的一個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