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逃避司法打擊 越來越多的犯罪分子盯上未成年人

　　什么樣的孩子容易淪為電詐幫兇

　　“一開始以為就是打工，但很快知道不是‘好錢’，再后來發現身邊有些人也在干，就覺得沒什么大事……”初三即輟學、今年17歲的小巖(化名)因為幫電詐團伙轉移贓款，受到了應有的刑罰。在不法分子的誘騙下，電詐的陰影正悄然蔓延至未成年人群體中，一些像小巖一樣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淪為電詐犯罪鏈條中的一環，成為施害者，卻也是受害者。

　　他們是怎么被犯罪團伙選中、誤入歧途的？又該如何斬斷伸向未成年人的犯罪黑手呢？

　　少年自述

　　“我從來沒見過這么多錢”

　　“今年初，我收到同鄉的一條信息。”小巖回憶，對方問自己愿不愿意到北京打工、送外賣 ，每天給1000元生活費，每單還有提成。想到自己成天泡在臺球廳、無所事事，又不愛讀書，有這么好的工作，還能去北京玩兒，他立馬答應下來。

　　隨后，朋友給小巖推薦了一個微信好友，稱這個人是“老板”，聽他的話就行。

　　“老板”讓小巖打車從600多公里外的老家來到京郊，車費給報銷。安頓下來后，再通知具體工作。“老板”還要求小巖準備好背包、帽子、口罩和深色衣服等，并告知他“這份工作最多只能干10天”。

　　“送外賣干嗎弄得這么神秘？還限制時間？”小巖當時已經心里打鼓，覺得不對勁兒，但朋友回復他：“干了就知道了，沒事。”

　　小巖到達后被安排住進了一家民宿，此后接到“老板”發來的“第一單”：一個地址定位，到該處從某人手中取現金。

　　“‘老板’要求我每次和他通信后就立刻刪除聊天記錄，我不熟悉北京，所以具體的地址也記不清了。”小巖按要求打車到了地方，“老板”讓他用手機拍攝一段周圍的環境，并躲著點兒攝像頭。視頻發給“老板”后，對方發來信息讓小巖和某人接頭取錢，“信息里有接頭暗號，還有對方穿什么衣服、大概的樣子，最后讓我把錢點清楚了。”取錢后，小巖再按照“老板”發來的地址送到另一個地方，這一單就算完成了。

　　“按照約定，每單我能提成1%。當我從對方(指被害人)手里拿到十幾萬元(指贓款)的時候，特別興奮。我從來沒見過這么多錢！”小巖說，自己每天至少“跑一單”，當時已經察覺這些錢可能是詐騙的贓款，工作了10天，經手的錢有100多萬元，光“生活費”和“提成”就能到手兩萬多元。但后來“老板”壓根不給“提成”的錢，“說想要錢，就得自己再拉下家，從下家的收入里抽成，掙更多的錢。”最終，小巖在“老板”和朋友的慫恿下，不僅沒有按計劃干10天就收手，反而把自己認識的3個朋友也拉入了犯罪團伙。

　　劍走偏鋒

　　雇未成年人想“逃避打擊”

　　西城法律援助中心披露，今年以來，公檢法機關通知援助的未成年人涉電信詐騙案件達21件，較上年同期增長17件，涉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詐騙罪等多個罪名；涉案未成年人集中在16至18周歲。還有部分十四五歲的未成年人，因為未達刑事責任年齡被行政處罰。

　　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4)》也顯示：未成年人涉嫌詐騙罪的占比從2023年的8.1%上升至10%，成為僅次于盜竊罪的犯罪類型。

　　為什么電詐團伙瞄準了未成年人群體，使盡花招把他們拉進犯罪組織呢？

　　海淀檢察院檢察官王敬敬對此進行了分析。一方面，未成年人心智發育不成熟，法律意識淡薄，容易被高額報酬、優厚生活費等物質條件吸引；待加入后，詐騙分子再透露實際工作為收取、轉移資金，很多未成年人便在其操控下走上了犯罪道路；犯罪團伙為規避偵查，通常將未成年人參與時間控制在10天以內，并建立完整的管理體系，設置專人負責招聘、管理、后勤保障及工資生活費發放等環節，形成一套完整的犯罪運作機制，未成年人一旦加入便越陷越深、難以自拔。

　　另一方面，電詐分子盯上未成年人，也是為了逃避司法打擊。他們認為，未成年人會被法律“從輕發落”，哪怕被抓到也能從輕或減輕處罰甚至不承擔刑事責任。一些未成年人聽信了這種“忽悠”，相信“被抓也沒事”“包取保”等錯誤觀念，放心當起了“工具人”。

　　法網恢恢

　　參與犯罪怎能“一放了之”

　　“‘未成年人犯罪沒事兒’是極具迷惑性的認知誤區。”王敬敬指出，年齡不是逃避法律制裁的擋箭牌，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一貫秉持寬容不縱容的原則，無論是違法還是觸刑，都會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另外，這些違法犯罪記錄會對未成年人的未來發展埋下隱患。對于參與犯罪的未成年人，司法機關更不可能“一放了之”。

　　“例如小巖，在審查起訴過程中，他雖然認罪，但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認識到他的行為給被害人、給社會秩序帶來的傷害。根據社工出具的再犯風險評估量表顯示，小巖的再犯風險為中度。”王敬敬說，考慮到涉案金額、危害后果及小巖到案后的態度，本著懲治也是挽救的工作目標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檢察機關對小巖提起了公訴，讓他接受法律的審判。

　　躲在未成年人身后的電詐分子更要依法嚴懲。成年人肖某和洪某，先是從只有11歲和13歲的兩個孩子手里收購了四張電話卡，然后又雇了15歲和16歲的兩個未成年人，一起躲在酒店里打詐騙電話。他們每次使用兩部手機，一部通過使用網絡社交軟件語音通話聯系上家，另一部按照上家要求撥打被害人的電話，通過兩部手機開啟免提功能，未成年人不能出聲，全程由上家對被害人實施詐騙。

　　法院查明，肖某等四人撥打詐騙電話1524條，造成五名被害人被騙共計47萬余元。雖然二人系從犯，到案后也能坦白罪行，但因為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予以從重處罰，以詐騙罪判處肖某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五萬元；以詐騙罪判處洪某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兩萬元。

　　民警披露

　　三種渠道引未成年人“入局”

　　司法機關在辦案中發現，目前主要有三種渠道吸引未成年人加入犯罪組織。

　　據一線辦案民警透露，部分孩子參與犯罪，是在網上看到了虛假的“高薪兼職”廣告。這些廣告主要集中在一些短視頻平臺和求職網站，其中往往包含“暗語”“黑話”，如“殺魚(類似殺豬盤)”“手機口(幫騙子搭建與被害人的通話橋梁，相當于‘中轉站’)”等，這些招聘廣告主要誘惑一些有犯罪經歷的未成年人再次犯罪。

　　還有一些涉案未成年人交代，是在外網看到了犯罪團伙發布的“招聘廣告”。外網發布的內容更為直接，不僅明說了是犯罪，還把需要注意哪些細節、要做哪些準備都一一列明。

　　此外，更多的涉案未成年人像小巖一樣，通過“人拉人”的方式，被朋友、老鄉帶入犯罪組織。這種以地緣關系為基礎、通過未成年人社交網絡擴散的犯罪模式，具有典型的群體性特征，其傳播速度和影響范圍都更為顯著。

　　社工調查

　　電詐“工具人”背后有成因

　　什么樣的未成年人容易成為電詐“工具人”？司法機關辦理的相關案件統計分析顯示，此類未成年人具有典型的“三無”狀態：無穩定就學、無正當職業、無固定收入來源。

　　“小巖的家庭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情況里比較典型。”來自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的司法社工趙心怡，對小巖的犯罪原因進行過深入調查。小巖的父親較為專制，常常以“制定規則—要求聽話”的方式進行管教，并以“訓斥、打”的單一方式進行懲戒；其母親和祖父母偏向嬌縱，不舍得讓小巖承擔家務，并盡可能滿足他的消費需求。這使得小巖養成了貪圖享樂的較強欲望，但自控能力又較弱。小巖初中便輟學在家，父母好不容易幫他上了一所職高，小巖又因為難以忍受學校的規范和作息再次輟學；小巖也干過餐館服務員，但因為嫌“干得累、掙得少”又撂了挑子。

　　專家提醒

　　嚴懲利用未成年人犯罪

　　趙心怡呼吁，父母一定要注重家庭教育方式，一旦發現孩子開始有了吸煙喝酒、曠課逃學、打架、進入法律規定未成年人不宜進入的場所等不良習慣后，要及時阻止、矯正，避免孩子一步步淪為“三無”狀態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家長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責任人，一定要認真擔負起責任。”王敬敬說，辦案中發現，很多孩子用家長的信息注冊，從而避開“青少年模式”，由此接觸到了大量不良信息。家長應該特別關注孩子的網絡行為和社交動態。同時，要加強正確價值觀引導，避免孩子產生“不勞而獲”等錯誤觀念。

　　網絡平臺也要加大監管力度，對于虛假廣告，特別是一些網絡“黑話”等關鍵詞，要及時清理，嚴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推送此類信息。

　　司法機關和學校應當加強普法力度，把網絡安全教育納入日常教育體系當中，通過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向學生普及電詐常見套路和危害，增強學生的法律意識，避免落入網絡犯罪陷阱。

　　另外，針對輟學青少年更容易成為未成年人犯罪主體這一現象，王敬敬建議，社會各方都應為控輟保學提供更堅實的保障，共同守護每一個孩子的求學之路。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長曹曉穎則提出，法院辦理案件時，對于教唆、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的被告人要堅持從嚴懲處，依法從重處罰；庭審中，對涉案的未成年被告人應注重釋法說理，加強法庭教育，對于監護人有針對性地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合力幫助未成年犯罪人改過自新。

　　(北京晚報 記者 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