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部分地方政府嘗試聯動機制幫農民工討薪維權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一廳式”討薪

　　政府啟動聯動機制幫農民工維權，是在傳統的法律渠道之外，嘗試提供一種行政上救濟，真正效果如何，也考驗政府多部門的協作及行政執行力

　　本刊特邀撰稿人/夏木(發自西安)

　　11月12日，位于西安市建工路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大廈，來自江西的姜佳奎埋頭填著一份表單。

　　姜佳奎是來“告狀”的，2011年他在西安某建筑裝修公司做木工， 3萬多元的工錢至今未拿到。幾天前，他從電視上看到，西安市12日正式啟動由人社、建設、工商等多部門組成的聯動小組，“一廳式”集中受理和處置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便請了假匆匆趕到了現場。

　　臨近年底，多個地方政府開始啟動“清欠行動”，西安市亦啟動了“一廳式”多部門聯合辦公機制，由政府出面，試圖幫助農民工開辟一條法律之外的救濟渠道。

　　討薪之難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實施，明確了惡意欠薪入刑，被司法機關認定為惡意欠薪的單位和個人最高將被處以七年有期徒刑。

　　9月10日，陜西省首例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案件在西安長安區法院審結，根據已生效的判決書顯示，自2010年7月開始，四川籍包工頭周輝鮮、周輝佳二人合伙承包了陜西中長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長公司)承建的建筑工程。2011年10月，周輝鮮在領取40萬元工程款后，并沒有支付農民工工資，將錢償還周輝佳個人債務后逃匿。

　　二人逃匿后，工地無人管理，農民工無法領到工資，先后多次集體到政府部門上訪。2012年1月，經長安區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中長公司核查，周輝鮮、周輝佳共拖欠工人工資共計58萬余元。在人社局的努力下，中長公司先支付了工人被拖欠的工資。

　　2011年12月，周輝鮮在四川南江主動投案。今年2月，周輝佳在江蘇吳江被抓獲。7月6日，二人因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被長安區檢察院提起公訴。近日，周輝鮮、周輝佳分別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和2年，并各處罰金2萬元。

　　“農民工被欠薪的以建筑業居多。”十多年來一直堅持為農民工維權打官司的重慶籍律師周立太說，包工頭拖欠農民工工資，主要因為開發商或業主不按期按時、按合約支付工程款，導致包工頭的資金斷裂，進而拖欠農民工工資。

　　西安市勞動保障監察支隊副支隊長閻杰亦證實了這一點，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該支隊查辦的農民工討薪案件數量最多的是建筑行業。“這是因為，建筑行業一般采取平時支付生活費、年底一次性結清的工資支付方式。支付過程中一旦資金出問題，工程質量不達標，或者合同履行發生糾紛，就會影響到工程款及農民工工資的支付。”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其中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占總數的17.7%。而“被拖欠工資的外出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業和制造業，建筑業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占1.9%”。

　　聯動機制

　　作為律師，周立太發現，事實上，農民工很少通過仲裁或訴訟討薪，一般都是通過信訪。因為“一裁兩審”訴訟時間周期長，且費用高，官司打個一兩年，案子可能就涼了。而農民工通過信訪或找領導，討薪效果則比較明顯。長此以往，就形成惡性循環。

　　部分地方政府嘗試從行政渠道解決這一難題。以西安為例，早在2003年底，西安市政府就成立了市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聯合接待處置小組，并從當年年底開始至春節前，實行多部門聯合辦公，幫助農民工解決拖欠工資問題。

　　“農民工討薪不僅涉及人社部門，還牽扯到建設、工商等多個部門。”閻杰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實行多部門一廳式辦公前，各政府職能部門是分散的。‘一廳式’辦公采取多部門聯合方式，容易形成合力，對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集中解決，效果比單一部門解決要好得多。”

　　閻杰舉例說，在農民工投訴過程中，可以直接對案件進行分類。涉及到私人間的工程結算問題，可以通過司法渠道，走法院“綠色通道”；如果證據不全，需要法律咨詢及援助，則由“法援中心”及工會進行現場疏導和解釋；而在勞動監察部門接手案件后，如果涉及到工程款問題，可直接移交建委部門來處理；涉及到“惡意欠薪”，公安部門就直接參與調查；如果勞務公司是皮包公司，則會向工商部門通報。

　　“解剖每個具體案例，哪塊出問題，就由哪個職能部門來解決。這樣，根據各個職能劃分后，辦案效率大大提高。”閻杰說。

　　由于建筑行業的農民工流動性較大，農民工自身的法律意識、維權意識也較為淡薄，勞動合同簽訂率也較低。上述被包工頭周輝鮮、周輝佳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多數未與其簽訂勞務合同。

　　據央視報道，中國80%以上的農民工在中小企業和房地產建筑企業里務工，而建筑企業超七成工人并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這就導致了勞動監察部門調查取證困難。閻杰說，“農民工在投訴時往往不能提供有效的證據，比如勞務企業的工牌、與其簽訂的勞動合同等。而沒有有效證據，很難立案。”

　　再者，勞動監察部門一般只有監督檢查權和行政處罰權，不具有偵查權。如果勞務公司是皮包公司，監察部門無法在注冊地點找到該公司，無法進入下一執法環節。

　　為此，西安市開始嘗試由市人社局牽頭，從市建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工商局以及市中級人民法院、市總工會等部門抽調人員，組成投訴舉報受理中心，集中受理和處置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

　　除了多部門聯動，西安市也進行了其他探索。2007年，西安市政府出臺《農民工工資保障辦法》，要求建設單位在項目開工建設之前，必須預存工資保證金，一旦發生農民工工資被拖欠，政府可從工資保證金中先予墊付。

　　西安市人社局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西安已有1236個建筑施工項目納入保證金制度監管，累計預存農民工工資支付保證金4.12億元。

　　“這有望從源頭上治理欠薪，形成長效機制。” 閻杰說，去年西安市又出臺了調整保證金預存比例的鼓勵性措施，即企業若連續三年未發生拖欠，工資保證金預存比例可適當下調。之后，政府對預存的保證金也將予以返還。2012年共辦理了74個項目的保證金返還手續，涉及金額2523萬元。

　　堵漏與合作

　　盡管政府部門在不同時期對農民工的權益維護逐步提高，緩解了社會矛盾，降低了社會風險，但還存在一些問題。

　　近幾年，隨著政府出臺針對房地產行業的宏觀調控政策，加上整體經濟環境影響，部分地區發生了房屋銷售狀況不佳，當地建筑行業欠薪現象又有抬頭。長期在一線從事勞動監察工作的閻杰指出，資金一旦無法及時回籠或發生斷裂，開發商沒錢給建筑企業，建筑企業繼而無資金支付材料費及農民工工資，欠薪案件必然增多。

　　建筑行業的管理漏洞同樣會帶來隱患。閻杰說，建筑工程總包方往往進行層層分包，有些甚至分包給無資質的建筑工隊或勞務公司。

　　“有些勞務公司注冊資金很少，只有幾十萬，但其承包的工程可能動輒幾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為拿到合同，他們多以低價競標，在施工的過程中不斷與總包方討價還價，工程質量也就無從保證。

　　在上述陜西首例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中，包工頭拖欠農民工工資，就是為了償還承包工程時向親戚所借的50多萬元。

　　周立太認為，“現行法律嚴禁建筑行業非法轉包、分包或掛靠。而現實情況多數建筑施工項目存在這類問題。或者包工頭沒有資質，掛靠在其他公司，承包大型的工程。”

　　讓政府“頭疼”的還有“惡意討薪”現象。閻杰幾年前辦過一個案子，當時有30多人到陜西省政府上訪討薪，他們把人領到建筑工地后發現，真正干活的農民工只有一個，其余全是包工頭，開的都是高檔名車。

　　“在結算過程中發生工程質量問題，或者在工程款上發生糾紛，有的包工頭即使有能力給農民工發工資，也會故意不發，告訴工人們是建筑公司不結算完工程款，并煽動農民工，甚至雇傭社會閑散人員到政府上訪。” 閻杰說。

　　對此，周立太指出，需要嚴格區分農民工工資與工程款。“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包工頭欠農民工工資不多，但開發商欠包工頭或勞務公司的工程款數量較大。一些包工頭就利用農民工來鬧事，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

　　閻杰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正在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再次強調了政府維護農民工權益的重要性，希望國家在政策法規設計上能有更多動作或更細規定。比如，許多建筑企業只有牌子及相關資質，沒有工人，通過勞務企業承包，從而回避掉與農民工的勞動關系。一旦發生拖欠，監察部門只能找到勞務企業，而勞務企業往往進入門檻很低，并無能力支付農民工工資，就造成執行難。“如果建筑總包企業不配合，我們也沒辦法。”

　　“現行法律下，只有多部門形成合力，對被欠薪農民工的救助才能落到實處。”閻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