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江北百余政法干部化身基層“老娘舅”解矛盾

　　中新網寧波9月25日電( 徐小勇)有塊石頭壓在陳健心頭已經整整四年了。

　　2006年的時候，陳健花近十萬元錢向西邵村的王友寶買了一塊宅基地，建起二幢樓房。由于國家政策規定，農村宅基地不得私下買賣，因此陳健只得將房子的產權掛在了王友寶名下。

　　隨著城市化進程逐步推進，2010年陳健在西邵村的房子被列入拆遷范圍。為此，他多次請求王友寶協助辦理房屋拆遷安置過戶手續，但因利益問題，雙方一直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兩人多次跑到村委會討說法。陳健認為對方不講信用，王友寶則表示，“房子的確是你的，但法律不承認，我也沒有辦法。”孰是孰非，村干部聽了半天，也難下判斷，這個時候他們想到了去年8月出任西邵村基層法制促進員的江北法院副院長夏文俊。

　　此時，一項名為“基層法制促進員制度”的創新舉措在寧波市江北區全面推行。全區政法系統各部門選聘的138名法制促進員進駐江北區的每個村和社區，每人的姓名、單位、照片、職責、聯系電話等均向村民公開。

　　一份調解書化解十余起矛盾

　　江北區莊橋街道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量農民涌向城市，由于種種原因，他們選擇了在城市長期居住而賣掉農村房屋；而部分外來務工人員由于經濟條件限制選擇在農村買房。在這種供需的刺激下，江北區莊橋街道的農村房屋買賣異常活躍。

　　夏文俊被派駐村里后，經過調查發現，由于現行法律法規對農村房屋買賣問題缺乏明確系統的規定，根據現有政策與法律規定，本村的集體土地(宅基地)不得賣給外村人，而實際當時這類買賣是較多的，所以這種房屋買賣產生的糾紛較難解決。

　　僅西邵村300多戶人家，其中20多戶就存在類似矛盾。當時，由于對拆遷安置補償費如何分配難以達成共識，矛盾在不斷地激化，個別群眾甚至揚言要通過上訪來解決。

　　夏文俊了解情況后，翻出寧波法院近年來的判例反復研究，最后發現這類案子基本上有個較為固定的判決模式。于是，他與村干部一起，與有矛盾的村民促膝長談，告訴他們，這種案子如告到法院，屬于農村私房買賣，在法律上是認定無效的。但由于雙方有協議在先，考慮到誠信原則，法院通常會以貨幣安置方法判結。如果通過調解，獲得的價值遠遠高于法院的貨幣安置辦法，買賣雙方受益更大。

　　道理說透后，村民打消了上訪的念頭。經過研究，夏文俊依據法院判例起草了一份特殊的人民調解協議書，作為拆遷糾紛調解范本。

　　陳健和王友寶看了拆遷糾紛調解范本，又經過基層法制促進員和村干部的幾番工作，終于坐了下來，雙方在人民調解協議書上簽了字，握手言和。“協議簽好后，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下了。”陳健說，王友寶同意辦理拆遷房屋的安置過戶手續，而拆遷安置房的分配上，兩人也協商好了。

　　江北區莊橋街道綜治中心主任鄭魁告訴記者，“憑著這份格式化的調解書，西邵村已經成功調解了十余起矛盾。目前這個經驗已經在江北區全面推廣。”

　　上訪村變民主法制村

　　“群眾利益無小事，基層一些偶發事件很容易引起直接利益與非直接利益沖突，有些社會矛盾事先沒有預警信息，稍有疏忽，極有可能造成激烈的沖突和嚴重的負面影響。”擁有多年基層工作經驗的寧波市江北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徐文華對此深有感觸。

　　為了讓不同部門的基層法制促進員各盡其能，同時不讓這項工作成為一個花架子，江北區將法制促進員的分配權交給了熟悉村里情況的街道。由街道根據各個村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選擇公檢法司等部門的業務能手進駐村里。

　　“我們讓有多年法院工作經驗的夏文俊到西邵村擔任基層法制促進員，也是希望借助他的法律知識解決西邵村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鄭魁透露，西邵村在他們街道一直以來都是有名的上訪村。

　　“西邵村征地較早，當時村里90%的土地已經被征用建成了工業區，但是補償標準較低，因此遺留問題多，而且村民攀比意識強，失衡情緒大。”進駐村里后，夏文俊了解到，為了上訪，村里當時每戶人家還出資200元專門成立了一個上訪基金。

　　“作為一名基層法制促進員，最重要的是引導基層群眾增強法律意識，只有讓老百姓懂法，依法辦事，社會才能和諧。”夏文俊一有空就扎到村里，和村干部一起引導村民要信訪更要信“法”，同時也強化村干部依法辦事的意識。

　　“夏副院長到村里后，村民就很信任他，又因為他擁有深厚的法律專業知識，所以大家遇到什么事情都愿意請教他。”江北區莊橋街道綜治中心主任鄭魁說。

　　在為村民普法的同時，夏文俊也不忘聽取基層群眾的呼聲，了解掌握群眾的真實想法，努力在第一時間為群眾排憂解難。有一次，夏文俊了解到村民對村里一家租賃企業的私自轉租問題產生不滿，他就反復與村民溝通，引導村經濟合作社走法律途徑向法院起訴，得到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消除了鬧訪隱患。

　　“以前是動不動就吵就鬧，有時候甚至是一群人上街堵路。基層法制促進員來了以后，最大的變化是老百姓愿意聽而且聽得進解釋了。以往重點工程推進不了，基層法制促進員進村兩個多月，就有兩個重點項目順利推進實施。”莊橋街道相關負責人透露，過去上訪不斷的西邵村如今成了一個“民主法制村”。

　　“現階段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了大量的法律服務需求，特別是土地征用補償安置、基礎設施建設和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過程中出現的法律需求。讓政法隊伍的中層干部下到基層出任法制促進員，就是希望他們能為村民提供法律咨詢和法律服務，并協助農村建章立制，提高村干部依法治理水平。”徐文華用四句話簡單概括了基層法制促進員的職責：調研社情民意，宣傳政策法規，調解矛盾糾紛，同時指導基層民主法制。”

　　轉變作風 鍛煉政法干部

　　“我們希望通過建立基層法制促進員制度來轉變廣大政法干部的作風、讓他們走出機關，深入基層、接觸群眾，了解社情民意；同時讓年輕的政法干部積累基層工作經驗，強化為民服務意識，提高做群眾工作的能力；也希望通過這項制度使政法機關和政法隊伍在群眾中樹立良好形象。”江北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徐文華透露了自己的一點“私心”。

　　江北區政法委政治處主任宋亞輝介紹，為了保證成效，基層法制促進員在完成單位本職工作的基礎上，還要做到“七個一”：即每半月到村(社區)工作一天；每月排查一次矛盾糾紛及不穩定因素；每季參加一次村(社區)兩委會召開的會議；每年給村(居)民上一堂法制教育課；每年走訪一批村(居)民；每年為村(社區)解決一個實際問題；每年撰寫一篇調研體會文章或蹲點日記。

　　事實上，基層法制促進員在為群眾排憂解難、化解矛盾糾紛、開展法律咨詢服務的過程中，也開闊了自己的工作視野，拓展了業務知識，提升了工作能力和水平。

　　對此，公安江北分局樊虹輝、顧利惠等基層法制促進員感受深刻。他們透露，在為群眾解疑釋惑、調解糾紛時，常常感覺自身的法律理論知識不夠全面，迫使自己去重溫法律知識或請教專家，這不僅提高了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且也進一步提高了自身的法律素養。

　　法制促進員在基層還需要收集農村的熱點、難點問題，特別是可能演變為群體性、突發性事件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為上級化解矛盾、處置事件提供及時可靠的信息。一些法制促進員加強與各調解組織的聯系溝通，促進人員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的有效對接，形成合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目前，江北區的基層法制促進員已累計上報各類社情民意信息430多條、問題建議類信息78條，化解矛盾糾紛338件，息訴息訪86批，成為了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重要紐帶。

　　基層法制促進員，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實踐，是鞏固基層基礎、密切干群關系的有效抓手，是創新發展新時期“楓橋經驗”的積極探索。2010年6月，寧波市積極推廣江北區經驗，在全市范圍全面推行基層法制促進員制度，抽調942個政法系統中層干部擔任基層法制促進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