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界熱議刑法大修:還不具備廢除死刑社會基礎

　　“不說了，我馬上進機艙了。”電話掛斷，曾粵興踏進了從北京飛往韓國的機艙。此前的一個小時里，他剛從昆明飛到北京，辦簽證、托運、過安檢，整個過程他拿著電話，向記者斷斷續續講述對第八次刑法大修的見解。近日，萬眾矚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出臺，這牽動著云南司法界人士的神經。

　　取消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醉駕飆車、惡意欠薪、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等入刑，“生產銷售假藥罪、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降低入罪門檻，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特征明確，75歲以上老年人犯罪不適用死刑……這是1997年中國大規模修訂刑法后，最大規模的一次修改，也是新刑法頒布以來首次提出減少死刑。

　　此次修訂是“寬”了還是“嚴”了？取消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會不會縱容犯罪？死刑廢除，“生刑”實際執行“縮水”頑疾又該如何解決？對公眾深惡痛絕的貪污賄賂罪，該何去何從，是加重刑罰還是廢除死刑？記者邀請了我省刑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人士，結合我省司法實際，對刑法大修解讀諫言。

　　此次刑法的修訂不是廢除死刑，而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現行刑罰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整，不存在影響社會治安形勢的問題，而是更加有效地促進社會良性運行。——田成有

　　“治亂世用重典”，而現在是“盛世”，不用那么多死刑。——劉藝乒

　　非暴力死刑廢除是個必然的趨勢，我預計再用20年的時間，我們可以實現這個目標。——曾粵興

　　我認為對腐敗應該是“零容忍”，五十步和百步沒有區別，只要貪污腐敗了，就應該入刑，才能有效遏制腐敗。——李春光

　　嘉賓

　　云南省高院副院長、法學博士 田成有

　　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刑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曾粵興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委會委員、云南凌云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 李春光

　　云南大學法學院刑法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劉藝乒

　　主持人：本報記者 曹紅蕾

　　關注1 背景、意義

　　修法只是第一步，公平執行才是根本所在

　　新聞背景

　　從我國1979年《刑法》頒布，到1997年大修，全面的修訂差不多中間大大小小有23次。從1997年《刑法》全面修訂到現在13年過去了，我們現在已經有七次修訂，當然還有一些立法解釋，或者說“兩高”的司法解釋。人大常委會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修訂，1999年是第一次，2001年兩次、2002年一次，2005年、2006年、2008年各一次，今年是第八次。

　　記者：為什么要進行修訂？是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還是引領社會發展的需要？

　　田成有：刑法不僅具有引導整個社會公眾遵守法律的功能，也具有保障包括犯罪人在內的全體公民的基本人權、防止國家刑罰權濫用的功能，因此刑法不僅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刑法修正案作為刑事立法不斷成熟的重要補充，其意義在于不斷加固社會的“最后一道防線”。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從罪名的變革到刑罰的輕重，細微之處體現著社會發展與變革的需要。

　　記者：這樣一個頻率正常嗎？是否有悖于維護法律的穩定性？

　　田成有：我認為非常正常。此次刑法修改的重點是，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適當減少死刑罪名，調整刑罰結構。同時，為了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完善懲處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等法律規定。無論是擬將醉酒駕車、飆車、惡意欠薪等正式列罪寫入刑法，還是限制減刑、提高數罪并罰刑期上限等舉措，都與當前社會發展形勢息息相關。然而，修法只是第一步，嚴格、公平地執行才是刑法修訂的根本所在。

　　劉藝乒：相應來說不算多。刑法和其他法不同，比如民法領域，只要法律沒禁止性規定的，我就可以做。而刑法，必須是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才能定為犯罪。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必須有很明確很具體的法律規定來作依據。而社會在飛速發展，出現新的犯罪、新的形勢，沒辦法用舊的法律制度來約束。

　　關注2消減死罪

　　頻頻爆出的冤案敲警鐘，慎用死刑

　　新聞背景

　　1979年我國第一次公布的刑法中規定了28種死刑罪名。之后，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司法實踐的需要，立法上死刑罪名數量不斷增加。至1997年刑法修訂前，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多達72種。1997年刑法修訂時，保留了68種死刑罪名，后經司法解釋修訂有關罪名調整為67種。此次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明確取消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總數的19.1%。如果草案通過的話，我國刑法中就剩54種刑法罪名。

　　突顯了對生命的尊重和對人權的更好保障

　　記者：您認為擬廢除這些死刑的原因是什么？

　　田成有：死刑制度改革是近年來我國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此次修改刑法 擬取消13個死刑罪名。是繼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之后，我國在限制死刑方面的一個實質性進步。突顯了對生命的尊重和對人權的更好保障。

　　劉藝乒：“治亂世用重典”，而現在是“盛世”，不用那么多死刑。我國刑法，是世界上死刑罪名最多的一部法典。國外完全廢除死刑的國家有40多個，很多年沒適用死刑的有120個左右。生命是無價的，錢和命是不能相比較的。有些帶有國際性的犯罪，在很多國家都不適用死刑。像走私類、金融類犯罪，如果犯罪嫌疑人逃到國外，我們又適用死刑，很難引渡。國際趨勢是只要不是嚴酷的暴力犯罪，就不適用犯罪。這次修訂，廢除死刑，是社會發展的需要。

　　記者：廢除13個罪名的死刑符合我國國情嗎？會不會縱容犯罪？

　　田成有：此次草案不是廢除死刑，草案擬取消13個死刑罪名，主要包括兩類：一是長期以來很少適用死刑的犯罪，例如傳授犯罪方法罪。二是從社會危害性等因素考慮不需要適用死刑的犯罪，主要是指部分經濟犯罪，如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我認為，此次刑法的修訂不是廢除死刑，而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現行刑罰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整，不存在影響社會治安形勢的問題，而是更加有效地促進社會良性運行。比如，在我國刑罰實際執行中，減刑用得過多，假釋用得偏少。草案擴大了假釋的適用范圍，修改了對因累犯和嚴重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的規定，對這部分犯罪分子可以假釋，同時規定了較長的實際服刑期和假釋考驗期。

　　曾粵興：這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在司法實踐中，這13個罪名本身是備而不用的，適用的情況極少，個別罪名判死刑邏輯上就沒合理的法學理論依據，比如傳授犯罪方法罪。這些罪名的死刑大多都是1979年刑法頒布后，在嚴打期間陸陸續續制定的。是一時形勢的需要，立法審查不嚴，匆匆訂立。以后在司法理論屆也被廣為批判，陸陸續續就不用了，廢除自然不會導致社會的波動。

　　李春光：人的生命是不可逆的，剝奪生命就是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手段。隨著法制文明的進步，全球性的趨勢，就是輕刑化、去刑化。一方面減輕刑罰，另一方，更多法律關系轉為民事和行政。我國2008年的第七次修訂就有了輕刑化趨勢，修正案(八)是對“七”的延續。嚴刑未必能實現治亂的效果，我們對有些犯罪日趨從嚴，但它卻愈演愈烈，比如毒品犯罪。這迫使我們必須反思刑法的效果。死刑適用，是在傷痛基礎上制造了新的傷痛。如果用仇恨的處理方式，延伸了新的仇恨，與刑法本意是背離的。而近年來頻頻爆出的冤案，也為我們敲響警鐘——慎用死刑。

　　提高法制觀念，為早日廢除死刑鋪平道路

　　記者：關于死刑存廢的爭論由來已久，我國為什么不考慮廢除所有的死刑？

　　田成有： 死刑的廢除是世界的趨勢，中國的死刑也必然會被廢除。但從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人們的法制觀念等考慮，我國廢除死刑還為時尚早。死刑在中國有著漫長的歷史。報應觀念在人們心目中已根深蒂固，對于一個殺人犯來說最能平息民憤的方法就是將之殺死。其次，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一項強硬的制度為之保駕護航的話就會使這幾十年的經濟成果付諸東流，這是我們誰也不想看到的。所以在未來幾十年里，我們一定要大力發展政治經濟，提高人民群眾的法制觀念，為死刑的早日廢除鋪平道路。

　　曾粵興：我不贊成立即廢除死刑。法律制度的生存發展有特定的文化基礎，而文化的改變是非常緩慢。我國“殺人償命”等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對于一些暴力犯罪的死刑，不能說廢除，否則就亂套了。

　　李春光：死刑必然廢止，“以命償命”是原始的相對野蠻的同態復仇觀念，應該被擯棄。但這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

　　關注3 走私珍貴動物罪

　　再過20年，非暴力犯罪死刑或全部廢除

　　新聞背景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明確取消的13個犯罪的死刑具體包括：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盜竊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據悉，這13個死刑罪名，都是近年來較少使用或基本未適用過的。

　　1997年學者曾建議對盜竊罪廢止適用死刑

　　記者：很多人覺得奇怪，按照傳統思維，偷東西就砍頭，未免太嚴重？以前是基于什么考慮，在“盜竊罪”上設了死刑呢？

　　田成有：盜竊罪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出現并沿用至今的罪名之一。但從最初的刑罰處治看，封建統治者并未對盜竊罪選擇適用死刑。以民國1935年刑法為例，其對盜竊罪最高僅處以7年有期徒刑。這表明，對盜竊罪適用死刑，并不能在我國封建法律文化傳統中尋找到合適的根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2年通過的《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對盜竊罪等犯罪增加了適用死刑的規定。這也直接造成此后司法實踐中對盜竊罪動輒適用死刑之局面。在1997刑法修訂的過程中，許多學者曾建議對盜竊罪廢止適用死刑，但立法機關最終卻未能予以采納。

　　記者：再比如傳授犯罪方法罪，只是口頭的“教唆”，就判死刑，為什么？

　　田成有：傳授犯罪方法罪， 指用各種方式把犯罪方法故意傳授給他人的行為。至于被傳授人是否接受，是否按照所傳授的方法實施了犯罪，則聽任自然。該罪名使用死刑的規定，源于1983年嚴打期間頒行的《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該《決定》基于當時“一些老流氓、慣犯、教唆犯猖狂地傳授犯罪方法，教唆青少年犯罪，對社會危害極大”的嚴峻形勢，規定了死刑。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同犯罪做斗爭的客觀需要。后來一些學者曾對此規定提出質疑，認為傳授犯罪方法罪的犯罪分子并不直接作案，應取消無期徒刑和死刑對其的適用。但是，立法機關并未采納這一建議。

　　對盜竊罪適用死刑無疑是輕罪重罰

　　記者：有人又認為，此次消減的幾個罪名不恰當，比如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犯罪分子以極低的成本能獲得高額利潤，目前判得都不重，犯罪成本很低。而近年來走私珍貴動物的犯罪仍然猖獗，嚴重破壞生態環境。認為不但不應取消死刑，反而該加重此罪的“生刑”。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曾粵興：不能這么說。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為了保護動物的生命、甚至是動物的制品，來剝奪人的生命，是說不過去的。而且我們也有法律依據，我國公開加入的一個國際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規定，在保留死刑的國家，死刑只能用于暴力犯罪。只是目前我國的條件還不成熟，不能一下子取締所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為了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只能分批取締。但是，非暴力犯罪死刑廢除是個必然的趨勢，我預計再用20年的時間，我們可以實現這個目標。

　　記者：有人認為，司法實踐中，“盜竊罪”的累犯非常多，小偷關幾年放出來仍然照偷。盜竊罪取消死刑的話，應找更有效的方法來預防犯罪，單坐牢沒啥實際意義。對此您怎么看？

　　田成有：盜竊罪侵犯的唯一客體是財產所有權，屬于純粹的財產型犯罪，且只以秘密手段竊取財物，并不危及人的生命和健康。財產所有權同生命權相比，孰輕孰重，自不待言。對盜竊罪適用死刑無疑是輕罪重罰，有悖于刑罰等價性原則。

　　死刑的威懾作用有限，適用死刑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盜竊犯罪，不適用死刑也并不會導致盜竊犯罪的泛濫。1997年刑法典對于盜竊罪的死刑適用進行嚴格的限制，也并沒有導致司法實踐中盜竊犯罪的急劇增加。

　　而且，盜竊罪屬于貪利型犯罪，對盜竊罪的危害結果完全可以采取追回贓物、沒收財物等行之有效的救濟措施加以彌補，對之適用財產刑更能切合刑罰等價性原則。

　　云南的運輸毒品罪，可考慮廢除死刑

　　記者：除以上13個罪名，您認為哪些犯罪的死刑可以考慮廢除？

　　田成有：我認為對聾啞人、盲人應禁止適用死刑。聾啞人、盲人均屬于殘疾人，我國法律雖然對聾啞人和盲人犯罪的處罰本著從寬的規定，但是本著保護弱勢群體和人道主義，我認為應該禁止對聾啞人和盲人適用死刑。對精神上有障礙的人禁止適用死刑。

　　曾粵興：其他的，似乎時機還沒成熟。云南有人提出運輸毒品罪，可以廢除死刑，省外有些地方，有人提出金融犯罪里的一些罪名可以取消死刑。我覺得云南的運輸毒品罪，倒是可以考慮，遇到運輸集團犯罪的，可以刑期長一些，到無期徒刑嘛。這樣應該不會影響到所謂的“禁毒趨勢”，因為不管有沒有死刑，運輸毒品似乎還是會一樣多。

　　關注4 貪污賄賂犯罪

　　財產申報制完善后，才能考慮廢貪污賄賂犯罪死刑

　　新聞背景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出臺，規定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職務犯罪、商業賄賂犯罪等“公”領域犯罪從嚴懲處；對于因戀愛婚姻、鄰里糾紛、勞動糾紛等“私”領域矛盾引起的犯罪，盡量從寬。而此次刑法修訂期間，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律師張青松以及部分律師、學者認為，應當取消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因為貪污賄賂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他們一旦被追究刑事責任，其政治前途已喪失殆盡。以剝奪生命的方式懲罰侵占財產的犯罪行為，過于嚴苛。

　　應廢除絕大部分貪利型犯罪的死刑

　　記者：同一個罪名，最高法要求“從嚴懲處”，而有律師學者呼吁取消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這個矛盾嗎？為什么？

　　田成有：不矛盾，這是一個循序漸近的過程。逐步廢除死刑，是社會文明和進步的標志。在一些廢除死刑的國度里，據說廢除死刑后并沒有帶來社會治安形勢的陡然惡化。從廢除對經濟犯罪死刑的國度來看，官員的腐敗程度反而并不十分突出。目前完全廢除死刑是不現實的，但貪利犯罪的發生和增多，有復雜的社會原因。對經濟犯罪的預防和遏制，關鍵在于健全經濟管理制度，完善社會監督機制，應廢除絕大部分貪利型犯罪的死刑。

　　劉藝乒：理論界有人呼吁取消貪污賄賂罪的死刑。在我國，老百姓歷來痛恨貪官、認為殺貪官天經地義。我個人認為，貪污腐敗還是在逐步不適用死刑。目前世界很多國家，對貪污犯罪不適用死刑。腐敗問題，不是說殺兩個貪官就能解決的。中國幾千年都在殺貪官，但貪官從沒有絕跡。只能從制度上，讓貪官沒有機會貪。我認為，我們應該逐步完善相關公務員和職權方面的制度、逐步取消貪污賄賂罪的死刑。

　　記者：您認為目前我國應該取消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嗎？

　　田成有： 我認為我國還不具備取消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的社會基礎。目前，嚴重經濟犯罪等非暴力犯罪對社會以及公民造成的危害極其嚴重，社會公眾普遍要求對這些犯罪適用死刑，因此，刑法對罪行極其嚴重的貪污受賄等非暴力犯罪規定了死刑。

　　人民法院審理的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一向受到社會公眾和新聞媒體的關注。對于一些犯罪數額巨大的經濟犯罪案件，因為沒有判處被告人死刑，曾有社會輿論提出質疑。按照規定，人民法院在審判貪污受賄案件時，要將犯罪數額作為量刑的條件，但是，又不能將其作為量刑的惟一條件。對于論犯罪數額該殺，但被告人具有立功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原則上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于具有坦白、積極退贓等酌定情節的，一般也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曾粵興：現在廢除還不太可能。貪污犯罪關系到社會、公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和評價，關系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如果目前廢除貪污賄賂罪的死刑，一是沒了死刑威懾力，導致貪污賄賂越來越多，貪污的金額越來越大。二是恐怕會有一些別有用心、不明事理的人攻擊黨和政府。這關系到政權的安危問題。如果一下子廢除這兩個罪名的死刑，肯定會有大的波動。我個人認為，廢除這個罪名的死刑，起碼10年后再考慮。也就是說，真正意義上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完善后，才能考慮。這項制度，目前是全世界對腐敗最有效的防火墻。我們現在似乎只有空洞的制度，只能設定一些小范圍公開、同級別公開的制度。

　　5000元的起刑點，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稱

　　記者：1997年刑法修訂時將貪污賄賂罪的起刑點規定為5000元。實踐中，有人覺得5000元的起刑點與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主張上調起刑點，您怎么看？

　　田成有：5000元的起刑點，與我國目前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確實不相稱，但作為立法的修改還需進一步調研以廣泛征求意見。自1979年以來，貪污受賄罪的起刑點一次次提高：1979年《刑法》沒有具體規定數額，司法解釋規定1000元為立案標準；1988年規定構成貪污罪、賄賂罪的數額一般為2000元。1997年通過的刑法規定，貪污賄賂犯罪的起刑點是5000元。但在近些年來查處的貪污賄賂案件中，涉案金額遠超起刑點。基于此，不少法學界專家學者和司法實務界官員呼吁調整貪污受賄犯罪起刑點。

　　李春光：我認為不但不應該調高，還要調低！國內愈演愈烈的貪腐形勢，民眾反腐呼聲越來越高。從這個現狀看，我認為對腐敗應該是“零容忍”，五十步和百步沒有區別，只要貪污腐敗了，就應該入刑，才能有效遏制腐敗。

　　溫馨提示：明日，本報將繼續為您送上云南司法界熱議“刑法”大修之(下)，敬請關注。 (記者 郭敏統籌 云南信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