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涉黑犯罪進入擴張期 與地方官勾結趨勢明顯

　　今日之黑幫犯罪不僅已經實實在在地進入了我們的社會生活，而且也已度過了其發展期，開始進入了以滋生速度快、再生能力強和壯大成型快為顯著特點的擴張期

　　涉黑犯罪開始進入了以滋生速度快、再生能力強和壯大成型快為顯著特點的擴張期

　　新中國成立之初，隨著人民政府摧枯拉朽的徹底掃蕩，加之其后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到 1978年改革開放之時，黑社會已銷聲匿跡數十年。大陸地區在高層督辦下第一次出動大批警力打擊黑幫，應該是20年前的事情了。1990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邵陽地區的“下河幫”與“三八亭幫”為爭奪勢力范圍在鬧市區進行大規模火拼，雙方投入人員過百，當場打死打傷18人，殃及眾多無辜百姓。現在看來，這是典型的黑幫犯罪。但在當時，人們也只是將其視為普通的暴力團伙處理，極少有人覺察到，正是從那時起，涉黑犯罪實際上已度過萌芽期，進入了快速發展期。

　　進入新世紀以來，打黑除惡專項活動不斷，涉黑犯罪不減反增，事實上已趨于活躍，但因打黑活動的運行比較低調、政府披露得也比較有節制，公眾對黑惡犯罪的嚴峻形勢感覺并不強烈。而重慶的打黑運動，因聲勢比較浩大，打擊也比較徹底，揭露出來的后臺人數多、官職也較高。局部打黑運動所具有的這種“造勢”和“爆料”特點，終于向國人洞開了涉黑犯罪的冰山一角。目睹官商勾結、黑白結合的內幕，認識到黑惡勢力與資本、權力形成合流之勢所形成的特殊犯罪能量與巨大社會破壞力，國人就不禁產生“猛回首，涉黑犯罪已猛如虎”的感嘆!

　　然而，重慶打黑案所反映的，既不是重慶涉黑犯罪最多，更不是重慶獨黑，而是如下的基本事實：今日之黑幫犯罪不僅已經實實在在地進入了我們的社會生活，而且也已度過了其發展期，開始進入了以滋生速度快、再生能力強和壯大成型快為顯著特點的擴張期。就地域而言，涉黑犯罪已遍及城鄉，從沿海到內地，從中心城市到偏僻鄉鎮，已經很難說究竟還有多少縣級區域沒有過黑惡勢力的存在;就活動領域而言，從菜市場中的強買強賣，到生產建筑行業中的“煤霸”、“沙霸”、“磚霸”，乃至在一些社會公共事務中，都可以看到黑惡勢力的影子。黑惡犯罪已成暗潮涌動之勢，應當說是當下直面現實的冷靜判斷。

　　涉黑犯罪形態多元化

　　涉黑犯罪的本質在于，以有組織的暴力或暴力相威脅為主要手段，在現行體制內謀求超常規的經濟利益。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乃至局部政治生態的不平衡相適應，追逐暴利的涉黑組織其存在形式與犯罪方式也呈現出低級與高級、簡單與復雜并存的多樣化格局。在廣大的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表現為流氓暴力團伙這種低級形態的黑惡勢力大量存在;而在經濟發達的中心城市，組織比較嚴密的黑幫組織在不斷增加，并開始走上公司化發展軌道。當今的涉黑犯罪大致上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直接暴力型。即為了攫取財物，赤裸裸地進行殺人、傷害、掠奪、搶劫、綁架、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從發展階段上看，這類黑惡勢力大多處于黑幫的萌芽和初期發展階段。如山西大同市由王順、龐金林等16人組成的號稱“塞外座山雕”的搶劫綁架集團，在1997年5月到12月的半年多時間里，綁架6人，勒索人民幣90余萬元，搶劫汽車兩輛，并以活埋、挑腳筋、剁雙手等方式致死致傷19人。

　　地痞惡霸型。這是目前城鄉普遍存在的黑惡勢力類型。其表現形式一是糾集一批地痞流氓，仗著人多勢眾、出手狠毒，欺行霸市，壟斷、獨霸一種或幾種行業的經營權，并以各種名義對其他經營者進行打壓和敲詐勒索;二是假借基層政權的力量，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如山東微山縣以原村黨支部書記李修文為首的黑幫組織，霸占集體湖地1000余畝、魚塘數十個、造船廠、磚廠、碼頭各一座;其手下的數十名打手，都被安排在鄉建筑公司，人稱“打人公司”，僅1993至1998年間，通過在碼頭強行收取靠岸費、裝船費、卸貨費、保護費累計牟利6000多萬元，真應了其所宣稱的：此處的“天是我的天，地是我的地，水是我的水”。

　　公司企業型。按照經營公司企業的模式組織實施犯罪，是黑幫犯罪的成熟形態。其表現形式一是通過血腥暴力獲得原始積累后，迅速成立各種實體性的公司，通過貌似合法的商貿和投資活動漂洗黑錢，達到以商養黑、以黑護商的目的;二是在各種公司、企業名義的掩護下，以提供保護、提供賭博場所、替人討債、替人消災、發放高利貸等方式，聚斂錢財。如重慶的謝才萍犯罪集團，長期開設賭場，僅2005年1月至2009年7月，就非法斂財億元以上。

　　五大趨勢彰顯黑社會危害

　　涉黑犯罪集多種犯罪于一身，不僅擾亂社會治安，更危及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的根基。就此而言，涉黑犯罪呈現出五大變化趨勢：

　　犯罪方式隱蔽化。從暴力性獲利逐漸轉向壟斷性商業獲利，是當前涉黑犯罪的顯著變化趨勢。上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多數黑幫是通過打、砸、搶、殺等暴力方式獲取非法利益。進入2000年以后，黑惡勢力則更多地表現為以合法企業為掩飾，通過非法壟斷市場獲取暴利，原始暴力逐漸減少。如重慶以黎強為首的犯罪集團，先后注冊成立了20余家公司，以合法經營為掩護，借助于威脅、利誘、收買和暴力等手段，非法控制了當地的運輸、地產等行業。通過隱形暴力，即通過有組織地持續實施無顯性損害后果的騷擾活動，給對方以強大的精神壓力，迫使對方屈服而獲利，已日益成為黑幫犯罪的新方式。

　　犯罪成員精英化。經過長期的積累，涉黑組織正在形成一個內部精英階層，他們中不僅有高學歷者參與，而且一般具有智商高、應變能力強和反偵查意識強的特點。打黑實踐中“割韭菜”現象明顯，正是這一趨勢的具體反映。

　　犯罪領域擴大化。一是涉黑犯罪日益向合法經濟領域擴張，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其重點領域已從原先的零售業、工程承包業逐漸擴展至生產加工業、貿易行業、房地產業以及交通運輸業等;二是黑幫組織已直接介入民事糾紛、插手城市拆遷、農村征地及外來民工維權等公共管理事務，成為激化社會矛盾、引發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三是向政治領域滲透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開始出現黑幫頭目、地方官員和本地執法人員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的政治伴生現象，直接危及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執政黨的政治基礎。

　　因貧涉黑規模化。因社會資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貧富差距，加之社會福利的覆蓋面薄弱，形成了成規模的弱勢群體。他們既容易成為犯罪的受害階層，也容易受黑幫組織的誘惑，基于求生存和維護自身權益而轉向黑惡勢力，將之作為改善生存條件的手段。

　　犯罪區域國際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有少數港澳臺黑社會成員潛入內地活動，如今境內外相互勾結、黑社會犯罪境內外一體化趨勢越發明顯，國際販毒、偷渡、走私、跨國詐騙等犯罪逐漸增多。(張遠煌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