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土地問責的壓力究竟從何而來？

　　國土部最近約談了部分土地違法嚴重地區的市政府主要負責人,掛牌督辦了一批重大典型案件,國土部表示“這一次要動真格的了”。根據國土部的時間安排,7月督察、8月約談、9月問責、10月底前查處任務基本完成。對于即將到來的土地問責,國土部部長徐紹史一度坦言“壓力極大”(8月22日《廣州日報》)。

　　由于這是國土部首次啟動的土地問責機制,因而備受公眾關注和期待。盡管我們對土地違法年年喊打年年查處,但國土部負責人2008年底卻披露,全國17個城市土地違法不降反升。9月刮起的問責風暴究竟有多少威力,讓人期待也讓人憂慮。國土部負責人坦言問責“壓力極大”,已經充分說明土地問責是一塊難啃的骨頭。的確,在整個房地產領域問責雷聲大雨點小的背景下,要率先在土地方面掀起問責風暴,不僅考驗著國土部的問責決心,同時也考驗著問責智慧。

　　從“官員調離后仍將追究土地違法責任”這一表態來看,國土部此次問責決心很大。但從“壓力極大”這一表態來看,壓力大意味著阻力大。問責決心究竟能否克服問責壓力,無疑影響著問責效果。那么,國土部所說的“壓力極大”,壓力究竟從何而來呢?顯然,只有清楚壓力來源,才能去克服壓力。

　　在我看來,土地問責的壓力大概來自五個方面:其一,房地產問責嚴重滯后,土地問責單兵突進必然面臨壓力。房地產相關主管部門曾多次表示要問責失職官員,但至今不見問責一人；新“國十條”提出要建立考核問責機制,到今天也沒有啟動問責。只進行土地問責,對房價過高、保障房工作不力的官員不問責,問責部門就要承受方方面面的壓力。

　　其二,過去土地問責不太成功,影響了這次問責信心。國土部有關負責人曾披露,2004年11月至2006年8月,各級國土部門向紀檢監察部門提出黨政紀處分建議96人,實際落實不到一半；向司法機關移送追究刑事責任32人,實際僅追究7人。以往查處偏輕、問責不到位,這讓國土部擔心此次問責的實際效果。

　　其三,如何把握問責尺度是個問題。盡管這次土地問責將“15%”作為問責比例標準,即地方所轄區域違法占用耕地面積占新增建設用地占用耕地總面積的比例達到15%以上,或雖未達到15%的“警戒線”,后果嚴重的將被問責,但記大過、降級、撤職等問責的尺度如何把握,考驗著問責部門。

　　其四,對客觀原因造成的土地違法如何界定和問責,是個難題。不久前,國土部有關負責人透露,因毛地出讓拆遷難、調整規劃等政府和客觀原因造成閑置的約占六成以上。換言之,某些土地違法閑置,是客觀原因造成的,是因為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權益導致土地閑置。要問責這類土地違法的官員,恐怕很難讓地方官員心服口服。

　　其五,問責過程是否公開透明,對有關部門也是壓力。國土部不久前披露,截至5月底,全國共上報房地產違法違規用地宗數3070宗,但違法土地名單并沒有完全公布。這次土地問責,問責對象有哪些、如何問責等,這些問題是否公開也是個問號。無論是不公開問責過程還是公開,監管部門都要承受輿論壓力。

　　在我看來,這是國土部首次啟動的土地問責,第一仗要打漂亮,以顯示遏制土地違法的決心。為了讓問責準確有力,在問責之前要做足功課,比如說細化問責尺度,明確客觀原因導致土地違法如何問責,建立問責信息披露機制。有關部門要意識到,土地問責尤其離不開公眾的參與和監督。

　　□法治觀察

　　馮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