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州一地塊“一女二嫁”導致糾紛迭起

　　調查動機

　　因浙江省溫州市規劃局“個別工作人員責任心不強”,造成溫州新城區“7號地塊”出現重復規劃許可現象,導致這一地塊上的兩家民營企業可能被強制拆遷而無任何賠償、兩戶村民因遭遇野蠻拆遷而陷入生存困境。(本報3月23日曾作報道)

　　5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下達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嚴格征地拆遷管理工作,堅決糾正侵害人民利益的問題。

　　3天后,浙江省國土資源廳等6部門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各市、縣(市、區)人民政府從落實省委、省政府反腐倡廉責任的高度加強對征地拆遷行為的監管。

　　7月13日,國土部公布《關于進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先安置后拆遷,堅決制止和糾正違法違規強制拆遷行為,住房拆遷要進行合理補償安置。

　　在國務院、浙江省相繼發文整頓征地拆遷工作后,圍繞溫州市“7號地塊”發生的土地糾紛會如何解決?《法制日報》記者近日再次趕赴溫州市進行調查。

　　□特別調查

　　本報記者杜萌

　　盛夏的中午時分,溫州上空濃云蔽日,豆大的雨點猛烈擊打在小院上方支起的大頂棚上,發出震耳的響聲。院門外墻依舊掛著那塊字跡斑駁、白漆脫落的木牌,上面寫著“溫州鹿城區黎明街道上蒲州村委會、黨支部”。

　　“這里沒有村干部來上班。”因拆遷協商條件過低而不愿搬遷的村民潘岳松夫婦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自從2009年年初,當地有關部門對上蒲州村3戶村民進行強制拆遷后,他和另外一戶人家住在村委會議室里已經整整1年半。

　　潘岳松所在的上蒲州村位于規劃中被稱為溫州新城區“7號地塊”的范圍內。

　　而圍繞這樣一塊面積不足百畝,在“溫州新城中心區規劃功能及控制指標圖”上一眼根本找不到的地標,經法院已審理、正在審理、即將審理以及行政復議的案件數量多達20件,尤以過去一年里最為密集。

　　卷入這場土地糾紛的有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兩家被拆遷企業、兩戶被拆遷村民以及政府職能部門等,其連環相銜的訴訟態勢對溫州土地管理行政效能和執法公信力形成了嚴峻考驗。

　　“孿生”文件揭開蹊蹺幕后

　　政府部門“設計”民企搬家

　　“我們兩次鄭重提出溫州市政府法制辦及其聽證主持人、聽證員和書記員整體回避對我公司廠房舉行的強制拆遷聽證會,沒有被采納。”浙江省溫州市新亞文具有限公司總經理胡海星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溫州市政府已于5月27日下達了關于對新亞公司廠房實行強制拆遷的決定。

　　一份建筑規劃許可證、兩份土地使用權證、兩份房權證——5本封皮印有國徽的證書,曾經是新亞公司經溫州市規劃局等部門相繼審批后領取到的合法證書。

　　2003年6月26日,經溫州市政府批準,新亞公司取得1.731畝國有土地使用權,其位于“7號地塊”內的兩處相鄰廠房按兩個國有土地使用權證進行了登記。

　　5年后,溫州市規劃局“發現”,因“個別工作人員責任心不強”,造成新亞公司與三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7號地塊”上出現了重復規劃許可現象,以致發生土地使用權糾紛。

　　于是,“糾錯”引發溫州市規劃局、市國土局、市房管局的一連串撤銷、注銷、廢止新亞公司合法手續的行為,新亞公司多年建成的廠房轉眼變為非法建筑,面臨強制拆除,且不予賠償。

　　就在新亞公司合法證件被一一“作廢”之際,新亞公司聘請律師申請行政復議、提起對有關部門的數十起官司在溫州市兩級法院相繼開庭,新亞公司同時向溫州各級有關部門投訴、控告,及至延伸至浙江省級有關部門。

　　胡海星作為行政復議人向浙江省建設廳提出申請時,意外地獲悉了一份重要證據文件。文件出自溫州市政府有關部門。

　　胡海星告訴記者,由于浙江省建設廳行政復議機關不允許復印,新亞公司的律師在行政復議閱卷時將溫州市規劃局提交的,作為答辯證據之一的《關于對溫土資【2007】243號請示的審核意見》逐字抄錄下來。

　　新亞公司律師將上述文件與一份名為《關于對溫土資【2007】243號請示的審核報告》一起交給了《法制日報》記者。

　　據介紹,溫州市國土局在“溫土資【2007】243號請示”中,以本局工作人員失誤造成土地重復出讓為名,建議撤銷新亞公司與三虎公司爭議地塊的建設用地呈報說明書。

　　溫州有關部門審核后提出:“因爭議土地存在重復規劃、重復出讓情形,按照通常的做法,新亞公司和三虎公司所取得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登記均應當撤銷。但是……”

　　記者從審核意見中看到,盡管文中明確指出:“新亞公司其取得的爭議土地使用權權源清楚。”

　　但審核意見仍建議“將爭議地塊確定給三虎公司為妥”,并指出在具體操作時“應當先以新亞公司用地功能不符合新城區總體規劃為由,先撤銷原頒發給新亞公司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再以新亞公司呈報建設項目用地呈報說明書時提供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已經被撤為由,撤銷建設項目用地呈報說明書”。

　　胡海星說:“溫州有關部門在出具這份意見時已經預見到這樣做的后果。”

　　在審核報告中,記者還看到了這樣的內容:“在新亞公司對爭議土地喪失了合法的權利憑據后,新亞公司只有二個可選擇方案:一是申請國家賠償；二是重新與三虎公司協商談判。新亞公司不可能選擇國家賠償(因為國家賠償金額遠遠低于拆遷補償安置金額),因此,新亞公司只得選擇回到談判桌前與三虎公司協商談判,不再漫天要價……最終解決問題。”

　　審核報告還進一步“預想”到:“需要說明的是,無論采取何種方案處理爭議土地,都肯定會引發行政復議及訴訟,甚至國家賠償……”

　　兩次申請回避均遭拒

　　質疑聲中聽證會照開

　　實際上,事情也正是沿著這樣的設計進行的——新亞公司涉及審核報告中列明的合法證書均被相關行政機關以行政糾錯為由撤銷。

　　胡海星就此認為,溫州市有關部門的言行、后果證明,它并非僅僅是個建議者。據了解,溫州市有關負責人曾在有關審核意見上批示:“同意ⅹⅹⅹ審核意見,請國土局牽頭,規劃局做好后續工作……”

　　由此,胡海星懷疑本應居中聽取強制拆遷意見、主持公道的溫州有關部門心存偏袒。

　　而這也正是新亞公司在3月22日召開的第一次強制拆遷聽證會上,請求市有關部門及聽證主持人、聽證員和書記員整體回避的理由。

　　4月22日,在新亞公司第一次提出回避申請整整一個月后,由溫州有關部門主持的新亞公司廠房強制拆遷聽證會再次舉行,主持人變更為溫州有關部門行政復議處處長張紅戈。

　　聽證會伊始,新亞公司律師率先宣讀《申請回避意見書》,稱主持者不僅在強制拆遷事件中是行政侵害行為的策劃部門,還指導并督促了行政侵害行為,致使新亞公司合法權益遭受到行政侵害且無法獲得司法救濟。

　　鑒于新亞公司第二次申請有關部門回避聽證主持遭到拒絕,胡海星與公司兩位律師退席。

　　聽證會主持人張紅戈在新亞公司離席后宣布聽證會紀律和規則,然后宣布聽證會繼續進行。

　　行政糾錯引發強制拆遷

　　誰來承擔國家賠償責任

　　與新亞公司遭受同樣“待遇”的,還有毗鄰新亞公司廠房的另一家私人企業。

　　這家拉絲廠的經理張國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溫州有關部門在6月20日就其廠房拆遷一事主持聽證會,拆遷雙方對補償數額沒達成一致意見。

　　此前,他曾寄希望于法律途徑解決,官司訴至鹿城區人民法院、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眼見同樣處境的新亞公司已經有數十起維權訴訟幾乎全部敗北,他對法律救濟幾乎不抱希望。

　　“我們從沒有漫天要價,僅僅希望按照規定實行產權置換。”胡海星說。

　　5月13日上午,新亞公司和三虎公司負責人參加了由溫州市房管局拆遷辦召集的調解會。

　　會上,新亞公司決定放棄置換土地,盡管兩家公司在貨幣補償的數額上分歧較大,但溫州市拆遷辦主任葉君瑞表示,希望在2000萬元的范圍以內調解解決。會后,調解方案未得到三虎公司確認,貨幣補償調解擱淺。

　　同月,新亞公司得知溫州市房管局經由市政府簽發強制拆遷裁決書。事實上,早在2009年12月16日,溫州市房管局已作出對新亞公司廠房強制拆遷的裁決書,也就是說,新亞公司將不能獲得任何拆遷補償。

　　“審核意見、審核報告的出臺和實施,至今引出多達30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案件,這不僅嚴重擠占和浪費了國家寶貴的訴訟資源和行政資源,同時干擾了企業正常的生產生活。”胡海星對記者說。

　　“我們將嚴格按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辦理市政府交辦的強制拆遷任務。”6月23日,溫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新聞發言人谷一超向《法制日報》記者介紹說,去年年底,溫州市政府明確將行政強制拆遷工作交由該局辦理,從剛剛接手的幾件強制拆遷任務來看,由于涉及的工作對象沒有一家是企業,強制拆遷新亞公司廠房成為全市首例。

　　記者提出,新亞公司廠房曾為合法建筑,規劃局承認因疏忽“重復規劃”而引發一系列行政部門糾錯,倘若新亞公司廠房被強制拆除后向法院請求國家賠償,作為強制拆遷的執行部門是否承擔違法行政的指控。

　　“我們在強制拆除中盡職盡責履行法定義務,發現問題及時向市政府匯報和建議,不能搞錯。”谷一超告訴記者,強制拆除新亞公司廠房裁定下達后,目前正在調查過程中,沒有時限要求。

　　6月25日上午,溫州有關部門接受了《法制日報》記者的采訪要求,但被采訪人由原來確定的行政復議處處長張紅戈臨時變更為副處長應海桐。

　　記者被告知,將新亞公司提供的審核意見、審核報告與原文件對照的請求不妥,不能提供原件。

　　在應海桐給記者復印的一份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行政判決書中,記者看到,新亞公司作為上訴人請求二審法院公開有關部門審核意見的請求被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

　　記者問應海桐,假若強制拆遷新亞公司廠房出現國家賠償情形,這一過錯責任是否應由相關行政部門的直接責任人承擔?回答稱“這屬于各行政部門紀檢和監察部門負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