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維權倒逼中國發展轉型 勞動者訴求急需重視

　　工人維權倒逼中國發展轉型

　　編者按：

　　今年以來，東部沿海地區一些企業頻繁發生勞資糾紛，特別是深圳富士康員工連環墜樓引起了全社會廣泛關注。這些糾紛表面上看是勞資矛盾的激化，更深層次則是長期以來以廉價勞動力吸引資本的發展模式遇到了新的問題。在以人為本的理念漸入人心的時代，如何才能保障勞動者體面地勞動、有尊嚴地生活？在邁向現代化的征途中，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否已走到了盡頭？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跨越的步伐如何才能快一些？這一切，考問著轉型中的中國，考問著我們的政府、企業和社會。

　　企業管理模式：何時告別“泰勒制”

　　“將人當機器管理”與社會發展目標嚴重背離

　　無可否認，作為世界最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是高效的。在富士康，員工的生產、生活管理都被極度細分，這種方式在歐美國家被稱為“泰勒制”：它強調效率，將人當作“經濟人”和機器。在這種管理模式下，大多數普通工人像一臺機器，每天都在高速運轉。雖然“泰勒制”在歐美國家早已被淘汰，卻在我國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備受推崇。

　　記者在富士康PCEGB(企業資訊系統產品事業群)一個車間看到，從流水線上拿出電腦主板，掃描商標，裝進靜電袋，貼上標簽，最后重新放進流水線上，這5個動作的不斷重復，構成了21歲的鄢遠江一天工作的全部內容。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機械的重復性勞動，而是在8小時以外不得不在流水線上繼續重復，否則，連生存都困難。”小鄢說，盡管加班造成身心疲勞，但為了掙錢，只能選擇加班。這，代表了不少員工的心態。

　　請看一份富士康員工的工資單：

　　“時間：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時加班60.50小時，報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時，報酬776元；工資總額2149.50元。”

　　這名員工當月收入的60%靠超時加班掙得，總計136小時的加班，比勞動法規定的最高加班時間整整多出100小時！“這一點兒都不稀奇，我們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兩三個小時以上。”一位富士康員工說。

　　不加班掙錢沒有生活保障，超時加班沒時間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員工陷入兩難。而這樣的現象絕非富士康獨有，記者在沿海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采訪發現，超時加班并不罕見。

　　“用員工超時、超量、超強度的勞動追求利潤，旨在壓低成本的薪酬游戲常常被演繹到極致。”中央黨校研究員曾業松說，許多員工表面“自愿”的背后，其實是不得已和無奈。

　　“富士康模式”能夠保持經濟增長，也能初步滿足人的溫飽需求，但是社會的進步和人類文明的演進，決定了人不是機器，普通勞動者也要看到社會的公平、公正發展，也要體面地勞動，這就要求企業的管理必須跟上。

　　杭州市下沙經濟技術開發區居住著十幾萬名外來務工青年。記者遇到了22歲的王艷萍，她從湖南省祁東縣來到八方物流，剛剛工作一個月，如今最大的夢想是“能夠獲得一次培訓學習的機會”，“我無法改變出生，但我有權利獲得培訓和學習，企業不應該把我們當成機器里的一顆螺絲釘”。

　　浙江省委副秘書長、政研室主任陳一新認為，改革開放30年后，擺在執政者面前一個更為深刻的命題是：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發展？“我們引進資本、引進技術，但不能引進‘泰勒式’管理的價值觀，這種只重視物，不重視人，不把人放在發展首要位置，把人當成機器人的價值觀與社會主義和現代企業價值觀格格不入。” 無論代工型勞動密集型企業，還是資本密集型企業，都不能以企業發展水平較低、利潤微薄為借口，忽視對員工的人文關懷和人性尊重。

　　記者采訪的一些企業家認為，我國的制造業在做大做強、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不能一味追求制度管人，對于員工投訴、情感缺失、生活困難等各方面的需求都應加以人性化關注，企業應該把員工的“精神福利”視作企業運作必須支付的正常成本。如果企業僅僅注重利潤最大化，沿用簡單、粗暴的方式管理員工，員工受到無形的精神損傷，進而降低生產效率和歸屬感，最終受害的還是企業。

　　新生代產業工人集體訴求急需重視

　　記者在東部沿海制造業生產基地走訪時發現，以“80后”、“90后”農民工為代表的新一代產業工人，在自我定位、權利意識等方面帶有鮮明的產業工人特征，而其權益訴求也從物質層面上升到精神層面，訴求內容出現了歷史性轉折。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正從過去的壓抑忍耐向追求平等轉變，從單純謀生向追求幸福感、歸屬感轉變，其內心的精神支柱也從被動承擔家庭責任轉向自我價值實現。

　　受訪的青年工人王艷萍就表示：“我不會去富士康工作，要拿高一點的薪水，必須靠加班。一天8小時的勞動就夠了，我是不加班的，每天中午我都要去打籃球，晚上我會去圖書館看書，總之要確保工作中身心快樂。”

　　中國計量學院零點調查協會“三農”調研中心調查小組前不久對杭州市的440名外來務工群體進行了摸底調查結果顯示，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上，66%的人更看重后者。農民工列出的精神生活清單上，家庭生活、朋友交流、文化娛樂排在前列。

　　但是新一代產業工人內心渴望的愉悅工作在現實中絕大多數都會落空。浙江省委黨校副教育長吳錦良教授說：“由于新一代產業工人難以融入城市，受到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限制，并且衍生出住房、醫保、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孩子入學等諸多不平等，導致他們難以獲得發展機會的平等。”專家認為，富士康員工跳樓等一系列勞資糾紛事件正是新一代產業工人集體訴求“落空”之后的極端體現。

　　對此，受訪的企業家、工會負責人和一些專家表示，傳統的企業管理方式必須改變，管理層應當與員工增加溝通，了解他們的想法，有時甚至要瀏覽一些網上討論區，尋求與年輕人的共同語言。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面對內地急劇改變的經營環境，近年來許多港商越來越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并在企業日常運營中采用“寬松管理”模式。“企業休閑中心有網吧、閱覽室、羽毛球場、棋牌室和健身場所……”談起公司管理的新舉措，設在東莞的新洲印刷廠人事經理張先生如數家珍。他說，為了增加企業的凝聚力，公司每年都舉行運動會，還組織爬山、燒烤、為員工慶祝生日等活動，同時不斷改善員工的居住環境，這樣一來，新生代農民工在車間嚴重違紀的情況大大減少。

　　除了在生活上關心，新洲印刷廠在管理上也一改過去的“懲罰機制”為“激勵手段”。張先生說，記過處分對新生代農民工幾乎沒用，他們覺得沒什么，而罰款又會帶來糾紛。“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也許會為一張獎狀奮斗幾個月甚至幾年，被記過就感覺丟臉，但新生代農民工圍著布告欄看誰受到處罰，就只是當作娛樂八卦新聞。”

　　本刊記者 章苒 劉大江 傅丕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