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體走向舞臺中央 G20推國際金融新秩序

　　當二十國集團(G20)的財長與央行行長們在韓國慶州結束為期兩天的“連夜討論”和“艱苦爭取”時，他們得到了來自世界輿論的贊譽。

　　在這次旨為在G20韓國首爾峰會作準備的雙部長級會議上，他們最終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改革達成“歷史性”協議。

　　盡管協議并不能一掃籠罩在G20上空的所有陰霾，其中就包括四處彌漫的“貨幣戰爭”的硝煙。但無論如何，這次會議仍然表明，在各種新舊力量的推動下，國際金融改革的步伐沒有停止，國際金融治理的“G7(七國集團)時代”確實在逐漸遠去，一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正在漸進的形成之中。

　　新興經濟體走到舞臺中央

　　根據慶州會議達成的協議，在IMF的24個董事會席位中擁有八個席位的歐盟國家，同意讓出兩席給發展中國家；而且歐洲國家還將向發展中國家轉移6%以上的投票權，這比一年前商定的轉移份額增加了1個百分點。

　　作為新興國家集中代表的金磚四國因此會集體晉升為IMF十大股東行列：其中，中國的份額由第6位上升至第3位；印度由第11位上升至第8位；俄羅斯和巴西也有2-3個位次的提升，分別排在第9和第10。全體新興經濟體持有的IMF份額將因此升至42.29%，正逐漸逼近傳統發達國家。

　　這是對IMF投票結構的一次實質性的改革，它意味著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這個最核心機構，正在逐漸適應國際權力結構的變遷，而這將有利于已近聲名狼藉的IMF增強合法性。之前，人們并未預料到IMF的改革問題會提前在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塵埃落定，這無疑為即將舉行的首爾峰會增添了一絲樂觀的基調。

　　IMF是二戰后美國重建國際金融秩序的產物，美國緊緊抓住當時的國際環境所給予它的“第三次機遇”，建立了由其主導的、后來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金融新秩序，其中新成立的IMF成為該體系最核心的監管機構。

　　20世紀70年代，美國有感自身實力的衰落，親手摧毀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金融體系重新開始動蕩不安。G7孕育而生，承擔起協商國際匯率的職責。而IMF的主要使命則由先前的監管匯率演變成為對危機國提供有條件的金融援助，并在一定程度成為G7打壓新興國家、操控國際金融治理的工具。

　　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富國“俱樂部”，“G7”從總體上看不能算作一種成功的國際金融治理模式。由于G7及其控制下的IMF長期排斥新興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其治理乏力開始頻繁表現出來。

　　1975年之后的的30多年時間里，國際金融體系動蕩不安，先后發生了拉美債務危機、英鎊危機、墨西哥比索危機等的地區性金融危機。東亞金融危機促成國際社會產生了改革國際金融治理機制特別是IMF的“第一波”浪潮；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則徹底宣告了G7的失靈，推動國際金融治理機制向“G20時代”過渡。正是在這種背景下，IMF的大規模、實質性改革被迅速提上關鍵性的議事日程。

　　盡管已經舉行的四次G20峰會還沒有從根本上搭建起一個全新的國際金融秩序，但它體現出了傳統大國與新興國家在國際金融治理中聯合共治的新模式。而慶州會議所達成的IMF改革協議，更是標志著一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國際金融治理新時代的到來。二戰結束以來，新興國家的第一次站到了國際金融舞臺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