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A借WTO阻擊銀聯 中美大戰銀行卡

　　愈演愈烈的VISA、銀聯之爭終于演變成了中美兩國政府之間的WTO訴訟。此案意義深遠，不僅涉及中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而且是美國試圖打開整個中國服務業市場的一塊“敲門磚”。

　　搶客戶搶到法庭

　　電子支付已成為商務活動和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全球最大的銀行卡組織——美國VISA的網絡遍布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每秒鐘就處理1萬多起交易，2009年在全球一共處理620億次交易，金額達44萬億美元。

　　中國銀聯，是中國銀行(3.42,0.04,1.18%)卡行業的核心和樞紐，發展迅猛，已擁有400余家境內外分支機構。據公開資料顯示，2009年中國銀聯營業收入超過30億元人民幣，凈利潤超過4億元人民幣。近年來，中國銀聯正加大步伐走向國際市場，力爭打造成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國際性銀行卡組織。

　　一山不容二虎。美國VISA認為中國銀聯的國際化戰略在不斷蠶食他們的既得國際市場。今年5月，VISA向其全球會員銀行發函，要求從8月1日起，在境外處理帶VISA標志的雙幣信用卡時，必須走VISA清算通道，否則將重罰收單銀行；第一次罰款5萬美元；如果再犯，每月罰款2.5萬美元。8月下旬，VISA又推出刷卡減免優惠活動，與銀聯爭奪客戶。

　　中國銀聯也不甘示弱，對VISA的“封殺令”強烈抗議，繼續推行其國際市場戰略，推出“上海旅游卡半價門票游景點”活動，拉攏客戶群。

　　兩大銀行卡集團的封殺、抗議、對峙和競爭在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同時，最后還把中美兩國政府卷入糾紛。9月15日，美國向WTO起訴，指責中國政府違反在WTO的承諾，限制VISA在中國的適用。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稱，“2001年，中國政府成立了銀聯組織，壟斷了國內人民幣銀行卡支付，并限制其他銀行卡的使用”；“中國政府一方面禁止持國外卡的消費者在中國進行人民幣交易，另一方面對持外國卡的中國人在國外消費附加了比銀聯卡更多的限制”；“這些銀行卡市場準入限制和歧視性措施違反了WTO《服務貿易總協定》第十六條和十七條的規定。”

　　美國為什么起訴？

　　美國貿易代表柯克在談到起訴的初衷時說：“中國政府早在4年前已經承諾開放銀行卡市場，但是讓中國銀聯壟斷了中國消費者的絕大多數銀行卡交易，剝奪了美國銀行卡進入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非常不公平”；“讓中國開放這個市場，不僅能保持我們已經達成的平等競爭機制，而且能擴大美國的就業，因為有效的銀行卡系統能方便中國消費者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

　　分析一下，美國提起WTO訴訟，其原因不外乎三個方面：

　　其一，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控制著國際金融命脈，VISA卡是主要的銀行工具，網絡遍布世界各地，能夠給美國帶來超額利潤。

　　2002年3月，中國銀聯經過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成立。VISA為了進入中國市場，在2002年銀聯成立前后，一直對其引導幫助，情同師生。2002年6月，銀聯加入VISA，成為其簽約收單機構。此后VISA對銀聯的扶持又持續了一段時間。2003年下半年，銀聯要求借助VISA的全球網絡，讓8億張人民幣借記卡走出國門，遭到拒絕。VISA希望通過入股銀聯進入中國市場，也遭到冷遇。2004年，銀聯決定創建獨立的國際化網絡。之后，作為一種折衷，VISA和銀聯聯合推出了一種雙幣雙品牌卡。

　　但由于銀聯掌握著中國國內的清算渠道，VISA很難從中國掙到錢，同時銀聯的海外業務發展迅猛，不斷蠶食VISA的利潤，VISA銀聯之爭的實質是市場和利潤之爭。

　　其二，除了銀行卡市場之外，美國更看重中國服務業的整體市場。VISA銀聯之爭為美國通過訴訟進一步打開中國金融服務和整體服務業市場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美國早已對中國服務業市場垂涎三尺。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統計，2009年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是2268億美元，占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45.3%，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服務業出口卻并不如此，2008年的順差高達61億美元。這表明，服務業是美國的強勢出口項目，能最大限度地扳回美國的貿易平衡。

　　如果這次勝訴，美國不僅能進一步推開中國服務業市場半遮半掩的大門，而且有利于他們在多哈回合談判中給發展中國家施壓，把美國意志變成WTO條款，拓展其全球服務業市場。

　　其三，美國國會中期選舉正在逼近，奧巴馬政府此時對中國的鋼鐵反傾銷反補貼措施和銀行卡服務市場準入同時起訴，向美國鋼鐵財團和金融財團“送禮拉選票”的意圖明顯。

　　眾所周知，鋼鐵財團和金融財團在美國國會一直有很強的勢力，主張對中國采用強硬的貿易政策，奧巴馬政府也多次在國會表態“只要國會要求，政府就出擊”。然而，在國會大門之外，奧巴馬政府又必須面對諸多客觀國際情勢。國會是美國的，可以拍著胸脯表態；但現實是世界的，往往力不從心。

　　人民幣匯率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次在WTO起訴中國，一方面可以幫助奧巴馬政府多少挽回一點兒面子，顯示一點兒強硬的執政形象，另一方面可以迎合鋼鐵財團和金融財團的利益，給鋼鐵工人和銀行員工一點兒慰籍，為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爭取選票。

　　反駁的四大理由

　　此案的焦點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WTO《服務貿易總協定》第十六條和十七條，二是《中國入世議定書》，三是中國開放銀行卡市場的具體承諾。

　　《服務貿易總協定》第十六條和十七條是關于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條款，規定成員國應該根據其承諾允許其他成員國的服務業進入本國市場，不能限制國外服務業的企業數量、交易金額、服務總量、從業人數、服務類型和外資股權等等；外資服務業享有與國內服務業同等的待遇。需要指出的是，成員國只對承諾表中已經承諾的服務項目履行業務，對沒有承諾的項目沒有履行義務。

　　《中國入世議定書》附件第五部分涉及服務業市場準入，只在法律法規的及時公布、行政許可程序、規范服務業管理機構方面做了一些概括性規定，沒有涉及非常具體的承諾。美國方面稱中國早在2006就已經承諾開放銀行卡市場。根據WTO官方網站顯示，中國在WTO的最后一次服務業承諾是在2004年11月30日，涉及旅游服務業。即使2004年之后有什么承諾，也沒有官方登記。

　　根據WTO爭端解決機制，磋商階段是必經階段(最長時間60天)。只有磋商不成，起訴方才可以申請成立專家組進行審理。目前中美雙方正在磋商。從訴訟技術方面分析，中國政府的態度決定著此案的發展趨勢。美國的起訴不會毫無根據，肯定有黑紙白字的文件，如果中國政府態度溫和，接受了對方要求，此案就沒有進一步訴訟的必要。

　　如果磋商不成，不得已進入訴訟階段，美國肯定會拿那些黑紙白字的文件要求中國政府兌現承諾。如何應對？中國有很多理由進行反駁。

　　第一，根據《關貿總協定(1994)》第二十條的普遍例外條款，即使一個成員國做出了某種承諾，如果這個承諾有悖于國家核心利益，成員國可以不履行承諾。金融業是中國經濟命脈所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可以成為豁免義務的理由。

　　第二，服務業包括的范圍非常廣，涉及金融、運輸、電信、建筑、保健醫療、環境、商品分銷、教育、旅游、會計、廣告、法律服務等等。《服務貿易總協定》在1995年WTO成立時才被納入WTO體系，不可能對每個服務行業都進行規范，只是一個框架性協議，把許多具體服務門類的談判放到了多哈回合及其以后的談判之中。多哈回合談判期間，除了會計行業達成了一個協議之外，其他行業都沒有進展。金融行業是服務貿易談判中最敏感的行業，舉步維艱，目前還沒有什么談判成果。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都不愿意發達國家的金融業那么快的進入本國市場，因為它會威脅一個國家的核心利益。

　　第三，由于《服務貿易總協定》是一個框架性協議，里面有很多過渡性安排。比如，承認壟斷性服務行業的存在，承認每一個成員國服務業的商業習慣，允許成員國比較容易地撤回承諾(相對于貨物貿易而言)，設置了逐步開放機制，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可以用來反駁美國的法律依據。

　　第四，翻開中國在WTO備案的關于金融服務的承諾，我們看到中國對外國銀行放開了7類銀行業務，包括儲蓄、貸款、金融租賃、銀行支付工具(包括銀行卡)、擔保、外匯兌換等。但同時，中國政府不允許他們對金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不允許從事有關的咨詢服務、居間服務和其他輔助性服務(包括信用分析、投資和有價證券研究、兼并策略咨詢等)。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如果美國堅持中國應該完全開放銀行卡業務，那么美國憑什么保證VISA不會對中國的金融數據進行分析，并絕對按照中國政府承諾表中的要求開展業務呢？如果美國無法保證，那么中國對VISA卡進行一定的約束也不無道理。

　　狹路相逢勇者勝。能否勝訴，態度決定結果。

　　銀行卡之爭，綏靖行不通

　　此案不是中美之間在金融服務領域的首次交鋒。2008年3月3日，美國和歐盟曾在WTO起訴中國，稱中國政府通過新華社下屬的一個商業實體機構，對外國金融信息服務提供者設置各種障礙，變相限制他們進入中國市場，沒有給予他們同等的國民待遇。同年6月，加拿大也就此起訴中國。同年12月，中國與起訴方達成諒解。

　　在WTO，中國始終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姿態應對各種訴訟。去年結束的汽車配件爭端案和知識產權保護糾紛案，中國都在WTO要求的合理時間內履行了裁決。但中國的及時履行并沒有讓歐美滿意，他們繼續變本加厲，在汽車行業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繼續施壓。

　　如前所述，美國在打開中國服務業市場方面野心很大，這次提起銀行卡之訴只是牛刀小試，一塊“敲門磚”而已。所以對于此案，綏靖思維要不得。試想，如果我們對美國一讓再讓，讓外國在短時期內進入中國的銀行、鐵路、航空、海運、電信、醫療等核心服務領域，中國會是什么樣子？

　　我們有兩個很好的籌碼。一是市場，這個市場始終是美國垂涎的肥肉，只要不輕易放開，美國就得想辦法。二是時間，時間就是利潤。只要我們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允許的時間一拖再拖，美國就得挖心思，著急時與中國交換利益。

　　總的說來，中國可以采用如下4種措施應對這次訴訟：

　　一是積極磋商，以柔克剛。根據WTO的例外條款和具體承諾表，不卑不讓地與美國談判。二是如果磋商不成，案件進入WTO訴訟也不是一件壞事。既能把爭議的問題置于所有成員國監督之下，又能為中國的銀行卡業務贏得調整的時間。三是利用多哈回合談判尚未收場、WTO金融服務領域的實質性談判尚未開始之際，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的主張集體反對，阻礙其服務業向第三世界挺進的步伐，為此案提供比較寬松的訴訟環境。四是抓住美國看好中國市場的心理，繼續對美國的其他產品實施貿易救濟措施，不斷增加談判籌碼。

　　對于中國金融企業來說，此案帶來的強烈信號是：在外企的壓力面前，應該像開拓國際市場那樣，通過提升服務質量讓老百姓滿意，保持國內市場。政府在國際條約面前也面臨很大壓力，無法繼續為企業提供過多的特殊保護。(羅漢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