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寬存款利率管制建議 釋放重大金融改革信號

　　允許存款利率上浮試點建議，折射出放寬存款利率管制的重大金融改革信號，其潛在影響巨大：一是有助于發揮金融促“改善民生”的積極作用；二是迫使國內商業銀行轉變傳統經營方式；三是促進金融推動“經濟轉型”的正面影響。

　　今年八月末，央行沈陽分行行長盛松成在接受央行主管的《金融時報》采訪時建議允許東北率先開展存款利率上浮試點。這一呼聲“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市場對我國將放寬存款利率管制的熱議與期盼。這個建議的提出之所以意義非常重大，是因為如果中國真放寬了存款利率管制，其影響必然會波及整個經濟和金融領域。

　　在筆者看來，這一重大影響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影響之一：有利于促使商業銀行根據市場利率變化情況來調整居民的存款利率，這將有助于發揮金融促“民生改善”的積極作用。

　　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存款利率管制的市場結果之一是人為壓低了存款利率，存款利率越低，居民財產性收入（儲蓄存款）的縮水幅度就越大。例如，目前銀行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為2.25%，但我國今年8月份CPI為3.5%，這意味著目前我國的實際存款利率已經達到-1.25%水平。如果以7月份人民幣存款余額67.41萬億元規模測算，中國儲戶（包括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利息損失是相當大的。從這個角度分析，包括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在內的金融市場價格扭曲，已經成為導致居民年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

　　如果采取分階段逐步擴大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的話，這將推進存款利率管制的放松進程，也有助于加快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進程。試想，一旦存款利率逐漸由市場決定時，實際存款利率與實際通脹率勢必會相互掛鉤或相互接近，也就不會出現當今實際存款利率為負的市場現象。

　　從這個角度分析，打破金融行政壟斷（如存款利率管制）所形成的價格壟斷和市場壟斷，對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都將發揮金融促進“民生改善”的積極作用與影響。

　　影響之二：將促使國內商業銀行轉變以信貸資產規模擴張為主導的外延粗放型經營方式。

　　從目前來看，中國的存款利率和貸款基準利率都是由央行決定的。其中，存款利率是固定的，不存在浮動區間。但是，貸款利率卻是可以浮動的，2004年時浮動區間的上下限系數分別為0.9和1.7，即可用基準利率乘以0.9至1.7之內的系數來確定貸款利率。這樣，受嚴格管制的存款利率與具有一定浮動區間的貸款利率之間形成了較大存貸利差，金融行政壟斷使得商業銀行可以依靠存貸利差收入而輕松獲利，這也是國內商業銀行為何熱衷于信貸快速擴張的根本原因之一。

　　從已公布的2010年半年報情況來看，16家上市銀行今年第二季度期初期末余額凈息差（通俗地講就是存貸利差收入）環比平均上升4個基點，達到2.45%。這表明，商業銀行的主要盈利來源依然是信貸利差收入。

　　如果存款利率可以上浮，存貸款利率逐步回歸市場決定，這勢必導致存貸款利率的相互接近，從而將大大縮減商業銀行的存貸利差（即盈利空間將明顯收窄），盡管這可能會導致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風險（特別是不良貸款風險）能力下降，但可以遏制商業銀行盲目的信貸擴張，迫使它們轉變傳統的粗放型經營模式。

　　影響之三：將對目前正在進行之中的經濟轉型產生積極的影響。這是因為，允許存款利率上浮，使存貸款利率相互接近，隨著存貸利差的進一步縮小，勢必會影響到商業銀行的放貸行為和信貸結構，從而形成促進“經濟轉型”的市場倒逼力量。

　　具體而言，由于允許存款利率上浮將大大縮減存貸利差，使得商業銀行難以再靠信貸擴張而輕松獲利，相反，商業銀行必須考慮信貸的風險問題。由此，將改變原來商業銀行無懼或不會過多考慮地方政府的基建項目融資貸款、大型企業的項目貸款（有的甚至是淘汰落后產能項目）及房地產貸款等信貸風險。這樣做，將有助于遏制銀行信貸快速增長，勢必也會對房地產貸款、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等形成巨大壓力。

　　所以，允許存款利率上浮，可以透過信貸結構的調整優化投資結構，最終將有助于促進金融對“經濟轉型”的積極作用和影響。

　　綜上所述，聯系到今年以來央行在重啟匯改、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等方面推出的重大金融改革舉措，央行官員有關允許存款利率上浮試點的建議，或許向市場發出了我國將可能進行放寬存款利率管制試點的重大金融改革的市場信號。作者 樂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