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內人士：貨幣政策制定應該堅持“匯率先行”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威脅，國際經濟局勢撲朔迷離，對此的討論也越來越激烈，金融危機是否已經過去、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會不會持續、新危機會不會誕生，這些都會對我國當前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重大影響。總的來說，目前對我國經濟政策制定有兩種聲音：一是面對較強通貨膨脹預期，應該從利率入手，加息以回收流動性；二是應該從匯率入手，建立市場化的匯率機制。

　　加息是敏感指標，必須慎之又慎

　　當前“加息論”盛行的主要原因是目前流通中投放了過量貨幣。我國去年新增貸款9.59萬億元，今年1-5月新增貸款3.3萬億元，加之熱錢的不斷涌入，通脹預期已經較為明顯。

　　對此今年央行三次上調準備金率，每次回收僅3000億元人民幣，這只能基本對沖外匯儲備持續增加帶來的流動性過剩，而且目前準備金率已達17%，逼近歷史最高的17.5%，已經基本無多大的空間。面對巨額流動性過剩，加息似乎成為了較佳途徑，但實際遠非如此：

　　首先，國際經濟形勢并不樂觀，由于歐洲陷入債務危機、美國經濟還在徘徊，短期加息可能性不大，如果我國貿然加息，必然會導致更大規模的熱錢涌入，而由于我國的外匯政策，熱錢涌入又會使央行加大貨幣發行，從而導致流動性泛濫更為嚴重，使得加息的作用被抵消。

　　其次，加息必然導致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緊缺，從而使得人民幣升值預期更為強烈，這無疑為目前人民幣升值預期加了一把火，給政策制定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再次，目前國內對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有高度的敏感性，加息是其中非常敏感的指標，加息很大程度上會被認為是政策退出大幕拉開，而在我國經濟維穩的過程中，輕言政策退出必然對國內實體經濟、資本市場產生重大沖擊，對全球經濟復蘇信心也會產生不利影響。

　　所以在這個敏感時期提出加息，必須慎之又慎，要綜合考慮其實際作用和衍生作用，要綜合考慮國內影響和國際影響。在加息問題上我們必須把握恰當時機，高度關注歐美的行動，采用跟隨策略，這對我國最為有利。

　　面對流動性過剩，匯率調整有較大優勢

　　匯率調整是目前應對經濟形勢又一可能政策。但其現在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貨幣政策，它承載了來自于出口、通貨膨脹、外匯儲備、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壓力，而且現在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一再敦促人民幣升值，同時“廣場協議”過去也才十五年、還歷歷在目，因此匯率問題處理不好，將給我國經濟帶來不可預知的影響。

　　面對巨額的流動性過剩，經過前述我們能非常明確地看到，單純利率調整根本無法解決問題，甚至還有可能火上澆油。而匯率調整對此卻有較大優勢：

　　首先，匯率調整會刺激家庭消費，讓我國經濟更加平衡并且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保持進出口基本平衡，有利于貫徹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匯率調整還有利于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

　　其次，匯率調整對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十分巨大，市場化的匯率機制將使得我國商品在國際上從強調價格競爭優勢、向增強非價格競爭因素轉變，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有利于企業轉變經營機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向產業的高端升級，8億件襯衫換一架飛機的低附加值時代應該成為歷史。

　　再次，目前進行匯率調整將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國際市場上的輸入性通脹。人民幣升值，必然降低進口原材料在國內市場的售價，對國際市場上的通脹起到抵消作用。

　　最后，目前歐美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愈來愈強烈，如果不予理睬，會引發歐美發達國家對我國商品進行大規模的出口限制措施，如進行反傾銷、特殊關稅等，貿易摩擦會大規模的涌現，這對我國進出口都無益處，進行匯率調整對此具有明顯的緩和作用，而且對進口還有一定益處。

　　當前匯率調整應當重“機制”而非“升值”

　　因此，匯率調整就成為了當前政策取向的較佳選擇。但其又牽涉到前述政治、出口、通貨膨脹等多方面問題，且日本歷史教訓尚在眼前，我們既不能任由外部壓力將我們壓垮、又必須保證流動性過剩問題在經濟向好的前提下得到合理解決，這就不是僅僅一次升值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必須有一套完善的匯率形成和指導機制。因此當前進行匯率調整我們必須重“機制”而非“升值”，我們應該從整體出發，著眼于我國的崛起戰略，自主按照國情特征，在保持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前提下，穩步推進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在當前關乎我國經濟走向的貨幣政策中，針對人民幣利率和匯率問題，應該堅持“匯率先行”，在市場化匯率機制推進過程中，再盯住國際形勢，采用跟隨政策、擇機加息，這是我國當前經濟政策制定的關鍵所在。

　　同時我們也可以用巨額外匯儲備購買中國需要的資源、技術、產品，鼓勵我國企業進行跨國投資、并購，化“匯”為“產”，這對化解流動性過剩也有顯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