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它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借喻國之重器、鼎盛中華；有人說，它像古時論兩稱斤的斗，取意天下糧倉、富庶百姓；還有人說，它像古人頭上的冠帽，故此得名“東方之冠”。而且，既有評論說它雄渾威儀，體現了國家氣度，也有觀點認為，它太過莊嚴，有損親和。

　　但不管人們如何議論，這座層疊出挑的紅色倒錐形建筑已然聳立在上海浦江東岸，古樸大氣，靜靜地期待著綻放的一刻。

　　在設計者看來，它不僅僅是上海世博園里的中國館，也不僅僅是一座能引來世人關注的建筑。它更像一個在國家重大建筑上發言、亮相的機會，是中國建筑界的一次集體展示。在西方建筑師獨領風騷的今天，這樣的機會尤為難得、尤為可貴。

　　中國建筑師的機會

　　站在上海浦東世博集團大樓(現為世博局辦公樓)樓頂，朝黃浦江方向望去，何鏡堂心里很不平靜。

　　天氣晴好，視野極佳，何鏡堂能夠清楚地看到浦江兩岸、盧浦大橋和南浦大橋之間有兩塊空地，一大一小，隔江相望。根據國家已經批復的建設規劃，那里將成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地。作為華南理工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院長，何鏡堂對縱攬兩岸的園區規劃贊賞不已，他深信，這片總面積達到5.28平方公里的廣闊空間足以讓建筑設計師們大展拳腳。

　　不過，興奮之余，何鏡堂也有一絲憂慮。規劃區內，平整土地才剛開始，大片的老廠房、居民樓尚未拆除，十幾輛推土機在高低不平的荒頭灘地上往來奔忙。當時已是2007年4月，距上海世博會召開僅剩下三年多的時間，規劃面積如此之大，能否如期完工？跟建筑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何鏡堂，確實有點犯嘀咕。而眼下，最要緊的是趕緊拿出中國館的設計方案。年近七旬的何鏡堂就是為此從廣州趕到了上海，與近百位國內同行一起，參加由建設部、世博集團和中國建設學會三方舉辦的中國館設計招標會。

　　時任世博集團世博項目部副總經理的施建培對那段忙忙碌碌的歲月記憶猶新。“我們花了兩年時間進行前期規劃，初步確定了一軸(世博軸)四館(中國館、主題館、世博中心、世博文化中心)作為永久性建筑。到2006年底，中國館的各項規劃指標都已確定下來。”在規劃書里，中國館分成國家館和地區館兩部分，國家館承擔國家層面的展示任務，將作為永久陳列；地區館將為31個省市自治區提供展區，世博會后辟為商業展覽中心。

　　與此同時，世博集團提出了一個極為大膽的創意——向全球華人公開征集中國館設計方案。直至今天，接受記者采訪的建筑界人士依然對當初這個打破常規的做法稱道不已。要知道，中國近幾年興建的標志性建筑大多由國外的建筑設計師主攬。中國人即便參與，也只能以聯合設計者的身份出現。其中況味，建筑界內部感觸最深。所以，中國館設計征集方案一傳開，中國建筑界立刻還以最積極而熱忱的響應。發布會一下子來了一百多位，建筑界有影響的人物悉數到場。

　　發布會結束后，與會人員都被請上樓頂，世博園總規劃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吳志強指著浦江兩岸的園區預留地，向大家描繪了3年后的景象。何鏡堂特意朝緊鄰黃浦江、位于視覺中心位置的地方多看了幾眼，按照吳志強的說法，那里正是中國館的所在地。而在當時，那里還有一座4層高的樓房尚未拆完，是上鋼三廠的老廠房。

　　作為建筑學院士，何鏡堂被大家推舉出來，在會場上表了個態：“對中國建筑界而言，這是個機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歷史責任。”

　　何鏡堂深知這份責任的重量。中國館第一次出現在世博會上，是在1876年的費城。與其叫“館”，不過是800多平方米的一處展區而已，展區前面設置有木質牌樓，上書“大清國”字樣。此后，簡化的傳統建筑式樣一直是世博會上中國館的主流，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變。但中國館始終被當成一項展示工程，大多由展覽設計師操刀主理。這一回則不同，中國館真正被視作一座建筑，將由建筑設計師主持。歷史上不乏超乎想象、影響深遠的世博建筑，如巴黎的埃菲爾鐵塔、布魯塞爾的原子球館、西雅圖的太空針塔等等。在中國本土舉辦的世博會上，中國館將以何種姿態亮相？意義顯然超出了建筑本身。

　　何鏡堂也知道，上海方面的決定冒了不小的風險。這些年來，人們已經越來越習慣、接受乃至欣賞國外建筑設計師的作品，直接邀請知名國外建筑師來設計似乎把握大些、風險小些，但歷史決定為中國建筑師留下機會。有鑒于此，何鏡堂下決心搞出點名堂。

　　344件作品裝了兩卡車

　　廣州，五山路附近一處別致的工作室里，燈光常常徹夜不息。何鏡堂率領的團隊正全力以赴。

　　碰頭會每隔幾天開一次，大家暢所欲言。人人都同意應當設計一座有中國味道的建筑，卻從未達成任何統一的意見。中國文化悠久博大，可供選擇的意向實在太多，戲劇、書法、繪畫、器皿、園林、四合院……但拿出任何一件似乎也無法代表中國。一個月時間在不斷的否定與爭論中飛逝而過，眼瞅著離招標截止日期只剩了三個星期。何鏡堂不得不將團隊成員一分為三，人少了，爭議自然少些，可以迅速著手。

　　“別的館限高24米，而中國館可以做到60米，拿到規劃書之后，我的第一反應是一定要利用這個高度。”倪陽說。所以，他讓四根方形立柱架起一個平面空間，相鄰的兩根立柱之間仿佛一扇櫥窗，契合“展示”之意，取名“四面櫥窗”。倪陽至今保存著這一稿的設計草圖，記者怎么看怎么覺著，它的造型很像家里常見的四腿小方凳。設計要求2萬平方米的展陳面積，一層平面空間顯然達不到要求，倪陽又在頂部繼續加了幾層。展陳面積倒是上去了，可變成了“大腦袋”、“小短腿”的造型，顯得頭重腳輕，美感頓失。為了平衡，也不知誰出的主意，大伙把頂部“削”成倒錐形，使外沿出挑，后來又增加了具有層疊搭接感的木構架作為外立面裝飾。顏色是一早就確定下來的紅色，大家毫無異議。

　　倪陽左看右看，覺得挺滿意。“架空升起，有種昂揚振奮的精神，層層出挑，顯得強勁有力。”至于設計出來的造型到底像什么，倪陽倒沒多想：“當時反倒是在追求一種不確定感，不想把它定義成某種東西。”為了強化這種含蓄、隱約的現代氣質，倪陽又在建筑之外設計了一個水幕立面，仿佛一個半透明的盒子包裹

　　著一枚精巧的紅色芯核。不過最后這一筆差點使這個設計與中國館失之交臂。這是后話，暫且不提。

　　大伙忙忙叨叨地建好三維模型、做好效果圖和設計文本，趕在截稿之前，送到了上海世博集團負責招標的辦公室。那陣子，招標辦公室忙得不可開交，工作人員接聽了近千個電話，接待了幾百名訪客，都是來咨詢的。全球華人設計招標，盡管沒有前人的經驗可資借鑒，卻換來無數熱情的參與和支持。從年近九旬的老者到稚氣未脫的學童都送來了自己的作品，有位上門送稿的老人，特意穿了一身唐裝，以表心情。全國各大建筑設計學院、研究院、規模較大的設計公司當時幾乎都在忙這一件事，熱情頗高。

　　6月15日，截稿前最后一天。一大早，交稿隊伍就在辦公室外排起了長龍，有人捧著設計文本，有人搬著建筑模型。辦公室的門直到夜里12點才關上，一天之內總共收到270多份設計方案，厚厚的文本堆了幾十米高。辦公室原先估計能有一兩百件就很不錯了，最后一共收了344份，分別來自中國大陸、港臺地區和歐美等國。點一點，大陸有名望的建筑師設計團隊差不多到齊了，單清華大學就送交了十幾個方案。

　　第二天一早，兩輛大卡車載著344件設計作品從浦東運往浦西的評審現場，當天是個周六，但全公司的人都跑來幫忙。344件作品被小心翼翼地卸下、攤開，熱熱鬧鬧地鋪滿了一間會議大廳。大家仔細拆封、登記，為每件作品編號，以保證盲選。不過，把這堆滿一地的文本、模型都拿到評審會上顯然不可行，工作人員于是想出個便捷的法子。大家對每件作品的設計圖進行了翻拍，做成幻燈，這樣就方便了評審。大廳一旁，上海市公證人員見證了整個過程。

　　即將展開的評審一共三輪。頭一輪是從344件作品中選出20件，第二輪再從20件中選出8件，最后一輪再從8件中推舉3件，供有關部門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