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末。清朝政府并不知道自己正值末年，博覽會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關鍵詞，甚至被寄望為一劑拯救帝國的強心針。上海格致書院每月初一在《申報》上刊登題目，征集回答，其中有這么一道策論題目：近有審珍會，又名博覽會，肇于何時？始于何國？其旨意何在？可析言之歟？一位叫做李成蹊的青年應征，他就是弘一法師李叔同，可惜這份關于博覽會的原始資料已經無法尋覓。

　　朝野上下不再滿足于觀看西洋景，他們開始嘗試把博覽會引入中國。1910年，江寧舉辦南洋勸業會。“勸業”是發達于晚清的專有名詞，主要指勸工、勸商。在士農工商的架構下，農本商末，故常有勸農之舉，工商不足論，但是晚清以降，工商的價值被發現，為了喚起重視，故常有勸工、勸商之舉。勸業會是博覽會的中國名字，南洋勸業會是中國最早的大規模博覽會，22個行省提供展品，20萬到30萬人參觀。在這20萬到30萬人中，有一些當時不被人所知，后來眾所周知的姓名。

　　一位是29歲的紹興府中學堂博物教員兼監學周樹人，當時他還沒有魯迅這個筆名。周樹人聽說南洋勸業會的消息，建議學校將這一年的秋季旅行改為參觀南洋勸業會。一行浩浩蕩蕩200多人，經杭州、嘉興、蘇州，抵達南京，在那里度過一個星期的時間。

　　14歲的湖州中學學生、后來以茅盾聞名的沈雁冰，詳細地記載了參觀過程。學校貼出布告，愿去參觀南洋勸業會者交費十元。沈雁冰征得母親同意，報名參加。他這樣回憶：“校方包租了一艘大型小火輪，船上有宮艙、房艙，統艙，又拖帶兩條大木船，載人也裝行李，從湖州到南京，行程二日二夜，我們一行共二百多人，包括教師四人，工友二人。在船上住的很舒服。船到無錫，我們上岸換乘火車。拂曉到達南京下關車站，猛抬頭看見斗大的‘南洋勸業會’五個閃閃發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是許多小電燈泡連串做成的。我們由教師引導，先到浙江會館，但會館早已人滿；臨時找到一座大廟，大家打地鋪，四位教師也不例外。”他們用了三天時間進行參觀，“對四川、廣東等各省展出的土特產，都很贊嘆，這才知道我國地大物博，發展工業前途無限”。

　　15歲的蘇州長元和公立第四高等小學堂學生鄭逸梅、16歲的蘇州草橋中學學生葉紹鈞(即以后的知名教育家葉圣陶)均曾在學校的組織下，參觀南洋勸業會。掌故專家鄭逸梅后來這樣記載：“校例有春秋兩季的旅行，由教師帶領，我就和一班同學，隨著教師到南京，參觀大規模的南洋勸業會……這個會場占地很廣，特鋪鐵軌，馳行小火車，可以繞場一周，以助游客興趣。這里每省辟一專館，陳列各省的生產物資。各館的布局和建筑各不相同，以符合地方特色。”

　　教員魯迅和學生茅盾、鄭逸梅、葉圣陶，在南洋勸業會擦肩而過，他們將在未來相逢。當時的教育機構，沒有以安全為由阻止那些中小學生，幾百名學生的跨省活動，又沒有人身保險，校方實在責任重大。那些年輕的學生以及其他20萬到30萬同胞，在參觀燈光璀璨的南洋勸業會時肯定沒有想到，這已是帝國的黃昏。

　　南洋勸業會的首倡者是兩江總督端方。端方系1905年預備立憲五大臣之一，遭遇革命黨的炸彈之后秘密出訪，歷訪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丹麥、瑞典、挪威、奧地利、俄國十國，回國后力主效法明治維新。1911年，四川發生保路運動，端方銜命入川，軍隊嘩變，死于非命。首倡南洋勸業會的端方，不可能預測到幾年之后自己的那場滅頂之災，他在籌備會議上表示“各國工商之盛無不從國內博覽會入手”，南洋勸業會“不獨商業上有關系，即政治上亦與有光榮”。

　　除了官方人士端方，積極參與南洋勸業會籌備事宜的還有民間人士張謇。他成為狀元之后，沒有走學而優則仕的老路，而是走了學而優則商的“邪路”，身體力行地跨越士商之間的天塹。他去過大阪世博會，敏銳地發現博覽會主要在于“開來”，中國展品多為“彰往”，回國后便著手引進博覽會。

　　此時中國雖然已經多次參加世博會，但是展品未能將博覽會和博物館、農展會區別開來，常常是一些準古董或者農產品。根據陳季同的記載，1889年巴黎世博會的中國展品，絲、茶、瓷器和雕花家具占據了大部分面積。南洋勸業會雖然是山寨版世博會，卻最為理解世博會的精神，重在彰顯象征未來的工商產品，對于魯迅、茅盾、鄭逸梅、葉圣陶們來說，電燈和小火車帶來的震驚肯定要大于絲、茶、瓷器和雕花家具。當時的《申報》為南洋勸業會提供了輿論支援，進行連續報道和評論，曾經刊登《勸業會與立憲》，表示勸業會可以引起國民之經濟競爭心，進而引起國民之政治責任心。

　　鄭逸梅還曾提到：“民國后，杭州的西湖博覽會，那是步南洋勸業會的后塵。”1929年，浙江舉辦西湖博覽會，參觀者多達2000余萬。西湖博覽會規模遠勝南洋勸業會，歷史位置卻稍遜風騷，這是因為南洋勸業會具有清晰的價值理念，致力于實業救國，西湖博覽會雖然有紀念統一、提倡國貨、獎勵實業、振興文化諸多主旨，根本目的只是為了扭轉財政困境。

　　四

　　關于世博會的想象，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西洋景”，一種是“中國夢”。

　　在陳季同引用的那封信里，他的朋友這樣談論自己的世博會見聞：“一位名叫愛迪生的美國人，將人的聲音抓住，然后粘到一卷轉動的蠟上。你只需將這卷蠟寄給朋友，他們也讓它轉動起來，聲音立刻又說起話來，無論重復多少遍都可以。然而，歐洲人常常抱怨他們的女人愛嘮叨。誰知道有了這個不可思議的發明后，又會是什么樣子！”茅盾在《子夜》開篇描述1930年的上海，電車的線路“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洋房頂上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綠焰”。吳老太爺更是無法承受這些沖擊，突發腦溢血死去。

　　茅盾的這段文字，不知是否與他少年時代參觀南洋勸業會看到“西洋景”的經歷有關。此前，梁啟超在1902年的《新中國未來記》里，想象了60年后的博覽會，“我國民決議，在上海地方開設大博覽會，這博覽會卻不同尋常，不特陳設商務、工藝諸物品而已，乃至各種學問皆以此時開聯合大會，處處有論說壇、日日開講論會，竟把偌大一個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吳趼人在《新石頭記》里描寫了賈寶玉來到1901年的情形，小說以賈寶玉參觀浦東的萬國博覽大會作為結局，“各國分了地址，蓋了房屋，陳列各種貨物。中國自己各省也分別蓋了會場，十分熱鬧，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說不盡多少。”這些幻想小說基本都是政治小說，作者通過對未來的想象，表達了自己的“中國夢”。

　　五

　　100年后，“西洋景”越來越多，越來越難以喚起想象，因為世界已經成了地球村。上海世博會的各國展館各盡所能地“炫奇”或者“賽珍”：丹麥館會出現“小美人魚”，1913年誕生之后從未遠行的“海的女兒”準備漂洋過海，為了避免她患上相思病，展館里的池水將來自哥本哈根港口；英國館的外部將有六萬只有機玻璃“觸須”，閃爍的觸須聞風而動；法國館試圖將凡爾賽花園搬到黃浦江畔，打造漂浮于水上的“感性城市”；芬蘭館仿佛一座微型城市島嶼，參觀者需要經過一座橋走進這座冰壺式的建筑之中……

　　在地球村時代，上海世博會不能成為深圳“世界之窗”的升級版，滿足于一天游遍虛擬的四大洲五大洋。那些成為標志性的世博會，幾乎無一例外地為人類的普遍價值作出貢獻。遠的不說，以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為例，鑒于此前世博園前赴后繼地成為“廢墟公園”，漢諾威世博會決心“不建造任何在世博會后無用的東西”，“可持續發展”是漢諾威之夢，也是人類的夢想。日本館是一座建筑史上規模最大、重量最輕的紙造建筑，墻面和屋頂是半透明的再生紙膜，減少了人工照明，這些建筑原料在世博會結束之后“廢物再利用”成為學生課本，仿佛戰爭“零傷亡”，實現了“零廢料”。瑞士館用37000塊新鮮的木材堆成一個八音盒，沒有使用釘子、螺栓和黏合劑，世博會結束后化整為零重返故國，五個月的展覽期正好是木材的干燥期。世博會使用的高科技垃圾控制系統，使得每位參觀者產生的垃圾保持在300到350克的范圍內，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居住的這座城市正在粉刷臨街的建筑，提醒著市民和游客，一場盛大的博覽會即將來臨。上海世博會將呈現一個什么樣的“中國夢”，我們離謎底越來越近。不知道在以千萬計的參觀者中，有沒有未來的魯迅們的身影。(王海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