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會是個地球村。地球村上的人往來，最普遍、最流行的身份是社會組織成員。以會員或社會組織身份交往，更容易有共同語言。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對接，有助于全球性的互聯、互動。在對外開放中，社會組織是與國際接軌的寬軌，不是窄軌，是“不戴烏紗帽的先行官”。

　　面對世博會這個地球村里社會組織如此發達的現實，上海如何與之相適應呢？

　　第一，要擴大社會組織占人口的比例。國際上，很多國家200人就擁有1個社會組織。按照這個比例，在2000萬上海人當中應當有10萬個社會組織。可上海實際只有8000多個社會組織。上海的這個“8000多”，在國內省市的范圍進行比較是先進的，拿到國際上比則是有差距的。也許在人口眾多的國家，不宜這樣機械地計算，但我國的社會組織少則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政府騰出空間。我國的社會組織發育不夠，主要是因為應該由社會組織做的事被政府做了。因此，政府不轉變職能，社會組織就不能發展。政府應當變無限政府為有限政府。政府只有從越位的地方退出來，社會組織才能進去。政府還應當變直接政府為間接政府，讓社會組織在“間接”這個空間里存在、成長。

　　第三，在政府購買服務方面，應當變定向為不定向。政府購買服務是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一著，也是政府扶持社會組織的著力點。可是，如今有些政府購買服務的做法，常常不是從社會組織的實際服務水平出發，而是純粹從相互關系的疏密考慮，定向地購買服務。這有點像“指令性”經濟，不利于社會組織的發展。

　　第四，在管理與扶持的關系上，盡可能往扶持上傾斜。政府對社會組織，一要管理，二要扶持。在我國，政府是壯年，社會組織是少年。對少年更要關懷、扶持。前面講我國社會組織數量少，孰不知在基層活躍著大量社會參與和組織的積極性。只要在吸收他們的手續上更加靈活，社會組織就會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

　　第五，社會組織要自立自治自強。社會組織的發育不良，不能完全歸咎于政府，社會組織的自身建設也是大問題。非行政組織行政化，非營利組織營利化，還有些社會組織長期處于癱瘓狀態，這些都嚴重地扭曲了社會組織的形象。政府越是放手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越是要增強凝聚力、提高戰斗力，越是要學會辦實事、辦大事。

　　在現代社會，社會組織的質和量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標志。人稱社會組織為“第三部門”，是很恰當的。“第三部門”既不要凌駕于第一部門之上，也不要把自己貶為“臭老九”。社會組織要找準位置，選準角度，大顯身手，為國家的經濟繁榮、政治民主和社會和諧作出應有的貢獻。(鄧偉志)

　　(作者系上海大學教授、上海社會學會會長)